历史学家钱穆认为：“儒家精神比较温和，可说是反对贵族的右派；墨家较激烈，可说是左派。……惟从另一面看，右派皆积极而向前，因其比较温和，得保持乐观故。而左派常偏于消极与倒转，因其比较激烈，易限于悲观故。”以下派别中属于作者所指的“左派”的是
A．法家 B．道家
C．阴阳家 D．纵横家
著名学者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提出：“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 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与注目于一姓一家之兴亡的后世帝王迥异。”由此可见“殷周间之大变革”
A．打破了传统的部落政治 B．与后世王朝的更替本质相同
C．尚未实现权力高度集中 D．从贵族政治走向官僚政治
【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 戴高乐从1958年开始连续当了11年法国总统，他领导制定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重新确立法国的政治体制。任内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外事务上。戴高乐支持发展核武器、制定泛欧洲外交政策、努力减少美国和英国的影响、促使法国退出北约、反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系列思想政策被称为“戴高乐主义”。
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因心脏病猝然逝世。蓬皮杜总统于次日向法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戴高乐将军逝世了，法国失去了亲人。1940年，戴高乐将军拯救了我们的荣誉。1944年，他领导我们走向解放和胜利。1958年，他把我们从内战的威胁中救了出来，他使今天的法国有了自己的制度、独立和国际地位……让我们向法国保证，我们决不辜负我们所得到的教诲，愿戴高乐将军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回答问题：
（1）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说明“戴高乐主义”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
（2）综合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戴高乐对法国和法兰西民族做出的卓越贡献。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材料一 纳粹政权的恶行给德国带来了灭顶之灾，在大部分德国城镇，建筑物遭到严重破坏，火车站和公共事业设施被毁。粮食供应紧张，燃料缺乏，饥饿和寒冷成了居民的主要威胁。以矜持著称的德国人，甚至会在田野里与野狗争夺一块发霉的马铃薯。通往农村的火车车厢外，常常扒满了前去觅食的逃票乘客。由于货币作用降低，买东西必须使用购货证，香烟成了抢手货，往往成为物物交换中的计量单位和不等值物品交换中的“找头”。不少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对德国充满敌意，视其为不可救药者。
——据《解放日报》2012年2月2日
材料二 欧根·科贡的《党卫队国家》一书，条理清楚地向读者揭示了党卫队的真相；雅斯贝斯的《罪责问题》一书，提出每个德国人都有道德罪行和抽象罪行，都应该进行深刻反思。联邦德国成立后，阿登纳以政府总理的身份呼吁“德国人民有责任作道德和物质上的补偿”。1970年，时任总理的勃兰特向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下跪，更是把忏悔文化推到了顶点。战后初期，各地的小剧场、歌舞厅、报告厅等就开始涌现，仅柏林一地就有2000多个，大多没有暖气，饥肠辘辘的参与者在寒冷中听报告、看演出，乐在其中。同时法兰克福取代莱比锡成为国家图书出版中心，各地图书馆大增，短期内数量就翻了一番。
——据《战后德国经济复兴的原因》
(1)依据材料一，“纳粹政权的恶行”指的是什么事件？如何理解其“给德国带来了灭顶之灾”这句话。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人类应该如何避免战争再次发生。
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
材料 在清末预备立宪中，清政府以“为各省采取舆论之地，以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为宗旨筹设咨议局。各省督抚对咨议局之议案有裁夺施行之权，对咨议局有监督、勒令停会和奏请解散之权，但本省督抚如有侵夺咨议局权限或违背法律等事，咨议局得呈请资政院核办。1909年，除新疆外，全国21省咨议局成立。咨议局议员全部由选民选举产生，这在中国尚属首次。绝大多数咨议局会前都制定了议事细则、旁听规则、办事处办事细则等。咨议局开议后，提出的议案主要包括保护咨议局职任权限、收回利权、纠举不法官吏、发展实业、发展新政宪政、减轻百姓负担、兴修农田水利等几个方面。议员们经常与督抚进行斗争，如云贵总督出告示要将盐价每百斤加价一两，云南咨议局认为增税累民，要求取消告示，进而决定停止开会，集体辞职，迫使其妥协。辛亥革命后，随着清政府的覆亡，咨议局的活动退出了历史舞台。
一一摘编自侯宜杰著《20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咨议局的主要职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咨议局在近代民主宪政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太学）博士的任务主要为掌教弟子，当国有疑事时亦要掌承问对。博士为在职现任官员，俸秩比六百石，博士有固定员额，西汉和东汉初俱设博士十四人。……加博士祭酒共十五人。在教学上，规定博士要以家法上课，每经按不同家法各有专任博士一名。发展到东汉，以上要求又小有灵活。如光武帝时曾增设《左氏》学博士四人，……此外，东汉还设有庆氏《礼》和伏氏《尚书》博士。授课虽讲求家法，然亦有兼说者。如光武帝时张玄，本为《颜氏》博士，他授课时又兼说严氏、（宣）冥氏《春秋》。为了验证博士的学识、考究博士的论辩机智，还经常由皇帝亲自主持博士之间或博士与名儒之间的辩论。光武帝刘秀即曾“会诸博士论难于前”；章帝大会诸儒于汉宫白虎观，以问难形式考详诸经同异，最后由皇帝裁决，连月乃罢。
——摘编自《洛阳太学》
材料二 1932年，国民政府公布《中小学毕业会考暂行规定》，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教育部长朱家骅说：会考“可以检查一般学生程度是否提高”，“会考制度，并非用以使任何学识突出之学生得一荣誉，实为考查学校成绩之另一方法”。陶行知说：“学生是学会考。教员是教人会考……会考所要的必须教，会考所不要的，不必教，甚而至于必不教”，“在学生们赶考的时候……把中华民族的前途赶跑了”。
——摘编自高奇《中国教育史研究·现代分卷》
（1）根据材料一，归纳两汉博士选任有什么变化？结合所学分析两汉严格博士选任制度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指出朱家骅与陶行知争论的焦点是什么，结合材料谈谈你对会考制度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