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原本是一个自治的社会，“皇权不下县，县下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出于伦理”，几千年来都是如此。这种“自治社会”形成的根源是
A．地方制度的不完善 B．宗法制的深远影响
C．小农经济的分散性 D．中央集权的削弱
据《国语•周语》记载：周文王时曾与姒姓诸候国杞、缯联姻，周武王以太公望女为王后，并将长女太姬嫁给陈国。它反映了周初
A．诸候崛起冲击分封制度 B．宗法制与分封制互为表里
C．政治与婚姻的紧密结合 D．君臣需联姻确立宗法关系
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 辜鸿铭（1856—1928），祖籍福建厦门，他精通英、法、德等9种语言，他将中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书英译中最享盛誉。他“长于西学，而服膺古训”，独尊孔子，却又放荡不羁，敢讽慈禧“万寿无疆，百姓遭殃”，敢骂袁世凯为“贱种”。时人称他为“怪杰”。北大讲学时，学生印象最深的要算那条拖在他脑后的长辫子了，学生嘲笑他，他反唇相讥：“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
辜鸿铭认为，中华民族养成了一种重感情、求忠厚、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度，是主“王道”的文化。而欧美一味恃强，是主“霸道的文化”，终致“酿成千古未有之战祸，饱受夫创巨痛深之苦。”其解决办法还得仰靠中国文化。他还说：“忠信，笃敬，德也，此中国之所长也；大舰、巨炮、力也，此西洋各国之所长也。”正因为中国人讲求精神，所以辜鸿铭认为中国史永不衰老的民族。而欧洲人，由于缺乏精神生活，空虚无聊，经常处于“感情与理智”、“心肠与头脑”的冲突之中，面对严重民族危机，辜鸿铭强调：“所恃以御侮而救亡者，独有以德服人之一理而已”。辜鸿铭对中国士大夫的两种极端心理给予批评：“自来我中国士大夫夜郎自大，其贻讥外人固不足怪，惟今日慕欧化者，又何前倨而后恭也。”
——据马克锋《中国近代文化思与辩》等整理
（1）根据材料，概述辜鸿铭的文化观。
（2）结合清末民初的时代背景，简要评析辜鸿铭的文化观。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材料 80年代初美国在北约一些欧洲成员国境内部署中程导弹，苏联中程导弹打不到美国，而美国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可以对苏联纵深国土进行打击。莫斯科对利用条约禁止这种导弹极为感兴趣，而华盛顿虽不想签订这种条约，但受到来自美国社会和北约盟国的强大压力。经过反复谈判，1987年12月8日，苏美正式签订《中导条约》。条约规定，美苏双方将全部销毁和彻底禁止射程为500至1000公里的中短程导弹和射程为1000至5500公里的中程导弹。这是美苏裁军谈判史上第一个真正减少核武器数量的条约，但条约规定要销毁的核弹头的数目只占两国拥有的核弹头总数的3%—4%。
《中导条约》满足了美苏两国各自的利益需求。谈判中苏联显得更加积极主动，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外交，希望借此减少军费开支，降低军备竞赛，缓和紧张局势，为国内改革腾出资金和争取和平环境。对于美国来说，里根总统就任美国总统七年，美联邦赤字累计达数千亿美元。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借债导致了美国国债的猛烈增长，达到万亿美元，条约的签署符合美国的利益和需要。
联邦德国《世界报》说：美苏《中导条约》的签署“在心理上是一个突破，在政治上是一个成就，在军事上只有有限的重要性，而在战略上却是可疑的”。
——摘编自《当代国际关系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苏最终签署《中导条约》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世界报》评论的认识。
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
下列材料是康有为在不同时期的思想
材料一 （1898年）“人不能有常而无变，……《春秋》发明改制，《易》取其变易，天人之道备矣。”“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三权者，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也。”
材料二 （1902年）（中国）“与美迥异不同”，革命必至“内乱相残”，“令外人得利”。
（1912年8月）“今既合五族而大一统，存帝号而行共和……今际破坏，虽吾党所不预，而他时建设，岂吾党所能辞？”“讲乎外势而先弭内乱，以国为重而民从之，……保中国已有之粹，而增其未备。”
（1913年6月）“名为共和，实则共乱”，“仅令千数百之暴民得民权平等自由，是排除一人之专制而增设千数百人之专制”，“追思戊戌时，鄙人创议立宪，实鄙人不察国情之巨缪也。”
——摘编自康有为《日本变政考》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这一时期康有为的思想及其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有为思想的变化并说明变化的原因。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唐朝时，进士科每榜录取人数很少，自唐高宗武德五年后近300年间，平均每榜不到26人。唐代科举考试规则尚不严密，考试前，士子往往向达官贵人或者文士名流投呈作品，称为“投卷”或“行卷”，希望得到赏识，以先声夺人。同时，也允许官员向选举机关推荐，称为“公荐”。唐代科举录取名额没有地区分配。殿试开始于唐朝武则天，但没有成为制度。
到宋代，宋太祖亲自主持考试，“殿试遂为常制”。另外，地方主持的选拔初试称之为“乡试”，全国性的选拔考试，称之为“省试”，从此形成了三级考试制度。宋太宗以后，科举名额扩大为每榜多达数百人。宋代考官的亲属、门客等另外组织考试，称之为“别头试”。考试之前，考官全部进入贡院，不得与外界联系，称之为“锁院”。此外宋代不仅禁止考前的“行卷”与“公荐”，各级考试的试卷一律“封弥”、“誉录”，欧阳修则认为应该按照考生的绝对成绩“惟才是择”。经过争论，宋代最终确立了按地区划分录取名额的制度。在宋代，科举出身的官员成为文职官僚队伍中的核心力量。两宋310年的135名宰相中，90%以上是通过科举途径获得出身的。
——据《中华文明史》等整理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宋代科举制与唐代相比有哪些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科举制度改革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