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学者说：“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在当时（15至19世纪中期）名副其实是以中国为中心。因为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多边的纳贡贸易网。同时中国还从这个贸易网以外获得大量的商品。”由此可知当时的中国
A．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优势地位
B．购买大量的外国商品导致白银外流
C．放弃海禁政策，重视海外贸易
D．实际上主导着全球化的进程
东汉规定，各地“孝廉”推举名额必须与人口成比例，这种地区名额限制的规定为宋代之后科举制所沿袭。明清时期实行分省录取之制，即使文化、经济最落后的省份，也依然有最低的名额保证。从这种名额限制、分省录取的做法可以看出
A．“国家取士，唯才是择”的公正性完全是骗人的
B．科举制的最大意义在于网罗最优秀的人才参加政府管理
C．科举制中各地名额限制完全取决与皇帝的个人好恶，缺乏任何客观依据
D．科举制中各地名额限制有利于保证中央政府和全国各地区之间的交流
中外历史人物评说，根据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利奥十世教皇（1513—1521年在位）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后一位教皇，他的父亲——洛伦佐·德·梅第奇是意大利政治家，外交家、艺术家，同时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利奥十世曾三次参加过教皇选举，三十八岁时被选为教皇。他是一位“生活的艺术家”，知道如何享受生活，却不知道如何去应付他所活着的年代。他以就职演说中的惊人之语“既然上帝授予我们教皇的职位，那么让我们享受它好了”而闻名，他代表了文艺复兴教皇的态度。利奥关注艺术美感和感官享受。开始他把路德的反叛当作“一个修士的争吵”，到他写了一封信谴责路德时，德意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已经站到那个真诚的圣奥古斯丁团教士一边了。据史料所述，拉斐尔对这位教皇一度怀有期望，因而对他表示异常的谦恭。1519年，拉斐尔在致利奥十世教皇的一封长信中曾这样说：“很多教皇有您老人家的这种称号，但是从来不象您那样具备如此伟大的学识、勇气和精神……有许多教皇只知肆意破坏，歪曲古代教堂、雕像、凯旋门等建筑……而您首先要考虑的应是关怀那些不多的建筑如何得以保全，它们是古代祖国和伟大的意大利的光荣。”
（1）据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利奥十世教皇所处时代的特征。
（2）据材料及所学知识，分析拉斐尔、路德对利奥十世教皇的不同评价及原因。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根据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二战前，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二战中被日本占领。日本败退后，北方建立起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1954年在中国的援助下，北越击败法国军队，法国势力退出越南，美国乘虚而入。1955年美国支持下的南方吴庭艳发动政变建立越南共和国（南越），两者形成了对峙局面。美国出于亚洲战略的需要，在肯尼迪、约翰逊任职期间分别对北越发动了特种战争、局部战争，但是丛林战让美军陷入了多年痛苦的泥淖。另外一方面，为了摆脱孤立形象，中国则积极支持南越的反美统一战争。70年代尼克松政府出于国内压力和人道主义，被迫宣布从南越逐步撤出美国部队。1973年1月，美国在结束越南战争的协定上签字。越南战争期间，美国造成越南160多万人死亡。美国自己的损失也非常惨重，超过5．8万人丧生，30多万人受伤，耗资4000多亿美元。
越南战争是美国外交史上的一次大失败，美国在武力失效下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最终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用和平手段来实现停战。
——据梁志明《越南战争历史评述与启示一越南抗美战争30周年胜利纪念》等
（1）据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背景。
（2）据材料及所学知识，分析越南战争对二战后国际格局的影响。
近代社会的民主和实践，根据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达尔文主义是关于生物进化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人们把其基本内容归纳为“生存竞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几句话。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将达尔文学说硬性引入人类社会，用生物进化规律解释人类社会的发生、发展及一切社会现象。……严复在《天演论》中向指出：世界乃一大竞争场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天演之规律。中国之所以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就在于遇到了“智、德、力”均强于我的西方列强的挑战。中国再也不能妄自尊大，侈谈什么“夷夏之辨”了，必须“与天争胜”，经过自己的努力以求“人治日新”，在“智、德、力”方面赶上并超过西方列强，以“人为淘汰”避免“自然淘汰”，从而使国家不亡、种族不灭。
材料二：康有为把几十年来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完全视作国际生存竞争，并说“吾既自居于弱味，安能禁人之兼攻？吾既自即于灭亡，安能怨人不取侮？”
——摘编自白云涛《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输入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1）据材料一、二及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末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相关因素。
（2）据材料一、二及所学知识，分析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中国近代民主实践的影响。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根据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根据《文献通考》记载，太宗至道末年（公元997年），赋税总收入为3559万贯，其中农业两税为2321万贯，约占65%；茶、盐、酒、商等税为1238万贯，约占3506，农业两税收入的占比最大。真宗天禧末年（公元1021年）赋税总收入为5723万贯，两税为2762万贯，占48%；其他税入为2936万贯，占52%，开始超过两税。仁宗时期，陕西用兵，财政收支增多。庆历时商税收入已达1975万贯，酒税已达1710万贯，盐税为715万贯，这三项收入共计4400万贯，超过农业两税收入。神宗熙丰年间赋税总收入为7070万贯，两税为2162万贯，占30%，其他税入为491 1万贯，占70%。即财政收入2/3以上来自农业两税以外的赋税。
——孙翊刚《中国赋税史》
（1）据材料，概括指出北宋赋税结构的变化。
（2）据材料及所学知识，分析北宋赋税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