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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理宗在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下诏:“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中...

南宋理宗在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下诏:“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方励志讲学,缅怀典型,深用叹慕,可特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南宋理宗嘉奖朱熹的主要目的是

A.发展文化,繁荣学术                                      B.统一思想,加强统治

C.奖励学术,端正官风                                      D.怀念先贤,光大懦学

 

B 【解析】 试题分析: 南宋理宗的做法有利于发展文化,繁荣学术,但不是他的主要目的,故A项错 误;程朱理学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该做法的主要目的是,利用朱熹思想主张统一思想,加强统治,故B项正确;虽然肯定朱熹思想“有补治道”,但不是他的主要目的,故C项错误;虽然倡导“缅怀典型,深用叹慕”,但不是他的主要目的,故D项错误。 考点: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宋明理学﹒程朱理学 【名师点睛】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被誉为一代儒学宗师,地位仅次于孔孟;作为官方正统儒学,对维护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朱熹的思想内容,不仅要熟记朱熹的学术内容,更要深刻把握其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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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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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中国传世最早的墨迹——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有学者指出,该帖中“每一个字已不再是生硬的符号,而变成了有血有肉的个性人物顾盼婉转,灵光飞动”。该评论最能说明魏晋时期

A. 书法艺术走向成熟   B. 书法追求美观实用

C. 书法以草书为主体   D. 士人个性意识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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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牟宗三认为:“这套西周三百年的典章制度……到春秋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叫它做“周文疲弊”。诸子思想就是为了对付这个问题。”下列解决“周文疲弊”最具有针对性、现实性的思想是

A. 推行“仁政”         B. 兼爱、非攻

C. 加强中央集权          D. 无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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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

材料  1913年,在围绕民国正式宪法起草的大讨论中,出现了“主权在民”与“主权在国”两种不同的理论主张。国民党力主“主权在民”,试图建立一个以议会为中心的政体;而以康梁为代表的“主权在国论”的主张者认识到不成熟的政党——议会政治无法克服中国面临的深重的国家整合危机,试图以普鲁士——德国为楷模,赋予总铳及其行政体系以更大的权力,通过后者来实现政治整合。德国的“主权在国论”通过将“主权”赋予作为有机体的“国家”,为君主立宪国家中的君主提供了一个强势而又不同于专制君主的地位。康梁对于当时不成熟的议会——政党政治有着相当犀利的批评,但他们自身的理论却缺乏恰当的历史行动者载体一一与普鲁士王室不同的是,北洋集团既缺乏足够理性化的军政组织,也缺乏对中国新旧政治精英进行全面整合的能力。

一一摘编自章永乐《旧邦新造》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正式宪法起草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主权在民论”与“主权在国论”的实质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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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一  自建国至嘉庆十二年(1644-1807年)160多年的时间里,清朝白银对制钱的比价一般在1000文以下,1808年以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银钱比价持续上涨。银价的上涨意味着广大劳动者必须付出更多的铜钱(完税)……1845年银价上涨更甚,御史刘良驹奏称:“银价之昂未有甚于今日者,京中纹银每两易制钱乃二千文,外省则每两易制钱二千二三百文不等”,而且“其势日就增加,尚无底止”。鸦片战争后10年间,全国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更多的外国银元流入中国社会,外商趁机用成色较低的银元套购中国纹银运往国外,制成银元后返销中国牟取暴利。

一一摘编自许弘《近代中国银货币改革述论》

材料二  林则徐于1833年提出自铸银元。光绪初年,吉林省首先用机器试铸银币。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才获准在广东设造币厂。此后,湖北、江苏等省纷纷仿效。1905年,清政府开始全面进行货币改革,目的是统一银币。但由于本位币不定,引起了“两”“元”之争。焦点是用“两”还是用“元”,以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为代表的“一两”银币派认为各国应有自己的币制体系,中国不能亵渎国体而丧失主权……1910年,清政府颁布《币制则例》,自此,两元之争落下帷幕。……1911年,停止各省自由铸造,铸币权统归中央。……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灭亡,银币没有来得及正式发行。

一一摘编自刘士刚《晚清的货币政策》

(1)据材料一概括晚清“银贵钱贱”现象日益严重的历史背景。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晚清货币改革的特点并评价上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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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众所周知,中国未能自主现代化,是被人轰出中世纪的。依据目前史学界多数人的说法,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一再失去历史机遇,多次与幸运之神交臂而过。第一次是明中后期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法国学者布罗代尔还曾感叹明朝(永乐皇帝)于1421年由南京迁都北京,认为这实际上是“背离了利用大海之便发展经济和扩大影响的方针”,不无遗憾地说:“不论这一选择出于有意或者无意……中国在争夺世界权杖的比赛中输了一局。”当他说到郑和下西洋时,“我们不妨想一下,如果中国的帆船当时向好望角以及印度洋和大西洋之间的南大门埃吉海角继续前进,那又会造成什么结果?”第二次是“洋务运动”。一系列外战的屈辱,终于使一些当权者意识到需要“自救”。满族旧贵不行,起用汉族士大夫,曾左李张算是遭逢时运崛起,平“洪杨”,兴“洋务”,史称“中兴名臣”。众所周知,日本的明治维新与曾、李等人创办的“洋务工业”站在同一时间起跑线上。日本也是被西洋的炮舰“轰”着离别中世纪的,可它成功地走出来了。中国却步履艰难,一唱而三叹。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请结合相关史实,评述材料中“历史机遇延误论”。(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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