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徐中约认为，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不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对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力图使之从一个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国转变为一个在国际大家庭中拥有正当席位的近代民族国家。这种见解（ ）
A. 抹杀了近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反侵略求独立的反抗史
B. 避免了仅仅使用“外因”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变迁
C. 夸大了近代中国人民主动融人世界潮流的奋斗精神
D. 批评了部分历史学家不顾事实崇洋媚外的治史态度
甲午战后，梁启超写道：“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奴隶于主人之事，罕有关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之然也。”在梁看来，中国之“大患”在于
A. 专制政治导致人民缺乏公民权利 B. 国民素质状况阻碍民主化发展
C. 社会矛盾激化致使统治危机加剧 D. 公民意识与民族意识严重缺失
1895年，严复在《原强》中阐述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思想。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发表《劝学篇》，把“中体西用”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晚清“体用之争”
A. 割裂了传统的中国文化
B. 促进了人们思想的启蒙
C. 都是为了维护封建制度
D. 表明民主自由深入人心
有学者认为：“清初三大儒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是对明末道德人心危机的坚强回应。他们不约而同地批评程、朱、陆、王……他们全部的哲学努力，既不是什么启蒙，也不是对理学的接着讲，而是扬弃或终结理学，以呼唤儒家基本价值观念的重新回归。”从中可知
A. 理学不利于约束道德人心
B. 清代儒学回归孔孟本源
C. 理学失去了传统主流地位
D. 儒学在危机中努力重建
南宋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针对朱熹等人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思想，提出了“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这反映出
A. 理学有性理空谈倾向
B. 叶适否定了“道义”之学
C. 南宋商品经济的繁荣
D. 理学已经不适应社会现实
唐太宗因惑“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令人撰成《五经定本》《五经正义》，使得“经有定本，疏有正义”。这说明唐太宗注重
A. 减轻考生的课业负担 B. 加强思想上的大一统
C. 提高儒家的社会地位 D. 规范儒学的学术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