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长安的“市’’中设有“平准署”，职能是卖出官府不用之物，买进所需物品，根据市场的变化买贱卖贵。对该机构作用认识正确的是
A. 官府放宽了重农抑商的政策限制 B. 具有平抑物价和与民争利双重影响
C. 朝廷的财政依赖商税和专卖收入 D. 保证官营手工业在市场的垄断地位
清末爱国人士黄遵宪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新约规定，天旋地转”，“东南诸省所恃以为藩篱者，拱手而让他人之”，“敲骨吸髓，输此巨款，设机造货，夺我生产”。信中的“新约”
A. 结束了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
B. 开始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
C. 拓展了列强经济侵略的方式
D. 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
【历史选修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1924年，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诸君都是四万万人的一分子，都应该担负这个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孙中山所说的治国，是指中国的独立、自由和富强（包括均富）；而平天下，则是发扬“济弱扶倾”的传统理念，帮助其他被压迫民族谋求各自的独立、自由和富强。孙中山所说的“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把道德范围的东西放在知识范围中来探讨，认为应该先从个人的内省与自我完善做起，讲究自身的文明修养，然后才谈得上齐家、治国、平天下。孙中山沿袭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家族是国家的基层团体，由家族而宗族而国族，合群图强然后才能讲民族主义，而且只有先恢复民族主义才能讲世界主义。二是力图以王道与霸道这两个古老词汇来区分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他曾经明确指出：“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
--摘编自章开沅《王道与霸道--试论孙中山的大同理想》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孙中山大同思想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孙中山阐释大同思想的背景。
（3）孙中山阐释大同思想是基于自身和社会两方面出发的。首先社会基础是中国当时的国情以及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冲击。当时国共合作已经建立，国民革命兴起，价值西方思想的深入使得孙中山开始思考这一问题。此外，孙中山自身已经有三民主义的理论做基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材料：“八年抗战”和“十四年抗战”是与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的过程相联系的两个概念。面对日军侵略，中共中央在九一八事变后随即发表宣言，东北地区的爱国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影响和领导下组织抗日义勇军，一度形成抗日斗争的高潮。之后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东北抗日斗争的主要力量，活动范围遍及70余个县。一批当时反映抗战的文艺作品如《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鼓舞着仁人志士走向抗日前线。继东北爱国军民开始抗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屡掀高潮，上海军民进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一线和察哈尔、绥远等地的爱国军民相继展开了英勇抗战，从而使局部抗战在曲折中不断向前发展。前六年的局部抗战极大激发了全民族救亡图存的意识，此后，为促使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合作抗日，中共中央不断调整政策，从“抗日反蒋”发展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特别是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合作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准备了全民族抗战的前提条件。
--摘编自张从田《确立“十四年抗战”的重大意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前六年局部抗战”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提出“十四年抗战”的意义。
材料：1941年6月，丘吉尔政府组成一个有12个部参加的委员会，在牛津大学贝弗里奇教授的领导下，调查现存的国民社会保险方案及其有关的服务措施并提出建议。1942年12月，该委员会提出正式报告，即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该报告认为，社会保险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它只有在个人与国家合作下才能完成。在1945年7月的大选中，工党大获全胜，艾德礼出任首相。开始逐步推行贝弗里奇计划。政府先后颁布了《家庭补助法》《新国民保险法》《国民救助法》《国民医疗服务法》等。到1948年，艾德礼宣称英国已经是福利国家。战后的历届政府都不断制定各种法律，完善和改进社会保障体系。单就1970--1971年度统计，在英国的财政支出中，住宅、环境服务、科技、保健、个人社会服务、社会保障以及其他公共服务共占59.93%。
--摘编自高德步《中外经济简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贝弗里奇报告的内容并指出其提出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贝弗里奇计划实施所产生的影响。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元朝时来到中国，其《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一直争议不断，很多人对其是否到过中国存疑。马可•波罗生前曾面对亲友的责难，表白绝来言过其实，其所见异事“尚未说到一半”。1995年，英国学者吴芳思（Frances Wood） 著《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否认其到过中国；1999年，中国著名元史专家杨志玖出版《马可•波罗在中国》，确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这两种不同的观点论争的主要问题大体为：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有无直接记载马可•波罗的史料；马可。波罗书中没有提及长城、筷子、茶叶、中医（如针灸）、汉字、印刷术、妇女缠足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书中的许多中国地名用的是波斯语名等。
有人从争辩双方的学术背景方面进行了论证，几乎中国所有蒙元史学者都认可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英国学者吴芳思是否认派的代表，其不是研究蒙元史的专家；只是中国问题的研究者。
--据刘大年《历史学理论的建设问题》等
根据材料，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论题进行阐释。（要求：明确写出论题，阐释须史论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