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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不断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6年后,华沙条...

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不断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6年后,华沙条约组织于1955年宣告成立。促使华约成立的直接原因是

A. 第一次柏林危机

B. 两个德国分立

C. 联邦德国加入北约

D. 共产党情报局成立

 

C 【解析】 联邦德国加入北约极大的刺激了苏联,直接促成了华约成立,所以选C是符合题意的,正确;首次柏林危机是由1948年苏联对柏林西方占领区封锁造成的,选项A不符合题意,排除;两个德国分立是由1949年联邦德国(西德)和民主德国(东德)先后成立而造成的,选项B不符合题意,排除;共产党情报局是由苏联领头而成立的,选项D不符合题意,排除;故本题选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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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修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  沈葆桢,洋务派重要代表人物,曾任福建船政大臣,主持福州船政局。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以琉球船民被杀为由,派兵侵台。沈葆桢临危受命,以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的身份,驰赴台湾布防设守。为了“驱倭”,他提出“一曰理谕、二曰设防”的原则,撰写文书,对日本侵略者“据理诘之”,并明确告之“中国版图尺寸不敢以与人”。又从各省调回船政轮船30余舰,布防于台湾海峡一线。在政治谈判与军事威慑下最终实现成功驱日。经此危机,沈葆桢认为“台湾孤悬海外,七省以为门户,久为他族所垂诞”,利用办理善后事宜为契机在台采取了一系列“抚番”措施。改革行政制度,由原来的一府四县三斤,增为二府八县四厅,并奏请移福建巡抚驻台;打破“番禁”政策,招募内地人到台湾垦荒;开设义学,亲自编成童谣《训番俚语》,以传统文化教化台湾原住民,并奏请为保卫台湾牺牲者建祠祭祀。奏准建闽台水陆电线,倡购铁甲船,奏准使用机器开采基隆煤矿。沈葆祯对台湾的治理开发,为台湾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

——摘編自吕宁《开山抚番:沈葆祯台湾防务建设中的重大举措》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匆识,概括沈葆祯成功驱日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沈葆祯建设台湾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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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修3: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材料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罗斯福更加意识到开辟第二战场的急迫性。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认为:“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将1944年进攻欧洲大陆的任务明确下来,如果盟军从西进攻德国,落在从东进攻德国的苏联后面,将会出现严重的政治问题。”他进一步警告说:“在最后阶段陷在法国西部,而俄军却已迫近德国本土,那就会出现最为不利的外交形势,立即有产生混乱不堪局面的可能性。”罗斯福的顾问舍伍德也说:“除非我们迅速行动,否则,我确信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或者德国投向共产主义,或者有可能陷入完全无政府状态。”正是这种考虑催促美国最后向英国施压迅速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

—摘编自臧春华《浅析欧洲第二战场开辟的曲折性》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美国急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英等国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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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针对“文革”对军队建设的破坏,邓小平根据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提出“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国防现代化建设方针,实施“军转民”的战略。他认为空军、海军、国防科工委都要通过对基础设施的军民合用或是转为民用等方式,“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同时提出打破军民界限,要“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把一些专业技术人才转移到地方的各行各业,以支援地方。此时,国防科技工业进行大规模调整改革,除完成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下达的生产任务外,全力以赴地搞好民品(特指军工厂所生产的民用产品)科研和生产,间接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军民结合程度进一步加深,为科技人员开辟了新的职业发展方向。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80年代我国“军转民”战略改革的背景,并指出其改革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80年代我国“军转民”战略改革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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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自罗斯福入主白宫伊始,中国人即倾注了对其新政的极大关切之情。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中期,人们对大洋彼岸这一改革潮的反应之热烈,评论之广泛,无论就广度还是深度而言,可以说是空前的。六七十年代有关罗斯福新政的成果较为匮乏。八九十年代中国又出现研究罗斯福新政的“高潮期”。这些前人文字,虽不无可挑剔之处,但更多的仍是相当具有文献价值之作,其中有的还有相当可贵的学术和思想价值。

——摘编自杨玉圣《中国人的罗斯福新政观》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的罗斯福新政研究”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所拟论题明确,阐述史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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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战国至秦,儒法两家所据以对立的不仅仅是社会主张,而且也涉及了社会实践。特别是法家,把儒家的礼视为迂阔的说教、过时的主张而加以排斥,无论治国治家还是安民,都主张用严刑峻法。正是这种社会主张及其实践,使得“礼”与“法”这对本非对立的东西形成了非此即彼的关系。这种对立情况至汉武帝以后开始发生变化,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礼、法关系的角色得以转换。他主张德刑并用,侧重于儒家德治教化的统治原则,开启了“礼”“法”结合之端倪。魏晋南北朝时期“礼”与“法”的结合,既是西汉以降的继续,也是这个过程发展的新阶段。……在这种结合中,“礼”“法”本身都发生了变化,“礼”具备了不可违背的法的权威,“法”具备了服务人文的礼的精神。

—摘编自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礼”与“法”的结合》

材料二从国家法的地位来看,传统社会的国家法律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与传统社会的自然经济基础相适应。传统社会是礼治社会,已有的法律呈现二元性,即官方制定法(王制刑律)和民间的家族法。……从传统法律的性质来看,贯穿于官方制定法和民间法的礼制是以血缘关系为对象,体现了身份的不平等,也体现了地位的不平等。

—摘编自曹建军《中国传统法律的近代转型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礼法关系的阶段性特征并分析其历史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近代化转型的角度,谈谈礼法传统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影响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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