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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在秦汉“大一统”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天下一家”思想。唐太宗认为“王者...

隋唐时期在秦汉“大一统”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天下一家”思想。唐太宗认为“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这一思想的产生

①是各民族长期交融的结果

②体现了统治者开明的政策

③有利于三省六部制度完善

④说明当时世界意识的加强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③

D. ②④

 

A 【解析】 本题考查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依据材料“隋唐时期在秦汉‘大一统’思想基础上”结合所学可知,从秦汉开始,国家的统一和各族人民的团结,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在长期的奋斗和劳动中的各族人民,加深了相互了解,减少误解,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融合形成,因此这一思想的产生是各民族长期交融的结果,①项符合题意;依据材料“天下一家”、“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结合所学,这体现了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②项符合题意;材料体现的是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与中央官制无关,③项不符合题意;材料体现的是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不是世界意识,④项不符合题意。因此符合题意的项为①②,A选项正确。B、C、D选项不符合上述分析,错误。故正确答案为A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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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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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期,官员审判案件时如果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可以将《诗》、《书》、《礼》、《易》、《乐》、《春秋》等经义作为判案依据,史称“春秋决狱”。这说明

A. “六经”收录大量法律文献

B. 儒家伦理成为治国的重要依据

C. 汉武帝推崇依法治国的理念

D. 汉代司法审判充满了人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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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考古学家在山西省侯马市发掘的春秋晚期玉片,玉片上用晋国官方文字记载了卿大夫间订立盟约,共同讨伐敌对贵族,处置土地、财产、人口等内容。下列对其史学价值认识正确的是

①为研究春秋时期政治制度提供直接证据

②能够佐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观点

③为研究春秋时期文字历史提供实物资料

④反映了当时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③

D. 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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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修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  徐光启,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他既是儒家文化坚定的维护者同时又是中国天主教的“基石”和传播西方科学的先驱。他复杂的身份下恰恰透视着中国的饱学之士在西学冲击下的游离与坚持。面对明末沉重的历史现实,徐光启试图通过“会通”中西哲学、宗教、科学,以期达到富国强兵,所谓“镕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实现“可以远迈百王,垂贻永世”的宏愿。他“会通”中西的第一步是从翻译开始的。入教伊始,他便与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最先揭开了欧洲数学传入中国的序幕。1623年,徐光启上疏的《辩学书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基础上较系统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献。该书中最重要的思想是徐光启对天主教作为一种道德和政治教化理论的理解,以及赋予这种理论的意义。

——摘编自黄中治《浅谈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徐光启在文化领域的贡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徐光启向中国介绍西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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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修3: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材料  1923年,法国联合比利时,以德国不履行条约义务支付赔款为理由,出兵占领了德国的鲁尔区。德国采取消极抵抗政策,停止支付赔款,鲁尔的矿山和企业全部停工。鲁尔危机造成的严峻政治经济形势,以及长期对抗带来的两败俱伤,使法德两国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政策,寻求和解。英国在西欧关系中处于特殊地位,也极力促成法德和解,1925年,德、比、英、法、意、波、捷七国召开洛迦诺会议,讨论欧洲安全问题,最终签署了包括《莱茵保安公约》在内的多个条约,总称《洛迦诺公约》。其主要内容有:德法、德比间的边界领土维持现状;不得诉诸战争,一切争端通过外交途径与和平方法解决;英、意作为该公约的保证国,承担援助被侵略国的义务。德国分别与比、法、波、捷签订仲裁条约;法国和波、捷签订互保条约;准许德国加入国际联盟等。《洛迦诺公约》是协约国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对凡尔赛体系所作的一次重大调整。它暂时解决了安全问题,改善了德国同法国的紧张关系。1939年4月,纳粹德国正式宣布废除《洛迦诺公约》,随即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摘编自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卷》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20年代法德两国关系的演变,并概括洛迦诺公约签订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洛迦诺公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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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奏折是清朝官员向皇帝上呈的机密文书,亦称密折。明朝及清初制度,官员向皇帝奏事,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两种文书都具有公开性经通政使司阅览、登录,内阁票拟,通常在皇帝审阅之前其内容已为外界知晓,致使上奏人不便畅所欲言,下情不能完全上达,而且往来周转,耽误时间。自康熙时起,开始出现奏折这一新的文书形式,上奏人撰写奏折后不得泄密,不经过其他机构、官员,直达御前。奏折起初的用途,主要是让一些在外公干的近臣汇报地方情况和官民舆论,皇帝阅后在原折上朱批发回,顺便交代新的任务。

雍正帝即位后,进一步扩大奏折的使用范围,规定内外大臣对属于机密、紧急的事务均可先以奏折上闻,然后再写题本作为正式报告。奏折撰写人不仅包括高级官员,一部分中下级官员经皇帝批准后也获得了此项权力。按照雍正的要求,他们对政务利弊、吏治勤惰、上下级官员及同僚品行、百姓生计、地方风俗各方面事务,凡有重要问题,不必等到完全核实,即可先在奏折中“风闻”上报。为加强保密性,对奏折的缮写、呈递过程都做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如有违犯要受到严厉处分。这样奏折逐渐成为清朝最重要的官文书,题本、奏本则变成例行公事。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1)依据材料,概括指出从康熙到雍正时期奏折制度的主要变化。

(2)依据材料,简析奏折制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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