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元典“六经”诞生后，先秦诸子皆从中获取养料，特别是儒家学者强调“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旨在传承与守护“六经”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念。这一现象反映出先秦时期
A. 价值观念日益趋同
B. 儒学影响力不断增强
C. 统一成为时代潮流
D. 文明发展具有延续性
（历史选修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一 第544条：所有权是无限地利用并支配物品的权力，但利用以不受法律禁止为限……第545条：除非供公用并公正地赔偿，不得强迫任何人放弃自己的财产。
——《拿破仑法典》
材料二 拿破仑回顾自己曾走的道路时，直言不讳地承认：“我曾希望法国统治全世界。拿破仑知道必须摧毁法国的劲敌英国，他先后实施过三个计划。第一个计划的目的是切断英国通往印度的通道，扼杀英国对东方的贸易。第二个计划是入侵英国本土。第三个计划是企图通过严禁英国商品进入欧洲，窒息英国经济。但相反，对法国却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拿破仑宣称“我就是大革命”，曾对意大利人民说：“法国军队是来为你们打破锁链的”，对远征俄国，他说：“想使俄国摆脱自身的那些缺点”。
——摘编自塔尔列《拿破仑传》
（1）根据材料一，分析拿破仑的《民法典》体现了什么原则？《民法典》被誉为“法国第二宪法”、“世界法律文化的一个里程碑”，结合所学知识，你是如何理解的？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别指出拿破仑实施“第一个计划”和“第三个计划”的举措。你是否赞同拿破仑自称“我就是大革命”的说法，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理由。
（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进行变法。王安石以“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理财思想为指导，推行开辟财源的变法措施。他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制定全国一年用度的预算，颁布施行，以节省开支。考察全国的农田、水利和赋税，另订管理办法，以尽地利而增税收。颁布青苗法，把救济贫民用的常平、广惠等粮仓的积谷，变钱借给贫困的农民，秋收加息二分收回，以免农民受到豪富的盘剥。实行募役法，以贫富为标准，把百姓分为五等，按等缴纳“免役钱”。本来没有差役的“单丁”、“女户”、“官户”等人家，则出“助役钱”。政府即以此钱募役。除此之外，还推行均输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新法。煕宁二年公布办法征求意见，次年在开封府试行，接着才正式向全国推行。青苗法实施中，出现了地方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加重盘剥的现象。这成为反对派攻击新法的借口。新法一直在守旧派的攻击和变法派内部意见不一致的艰难情况下进行。1085年，神宗去世，哲宗继位，变法派成员相继被排挤出朝廷，史称“元佑更化”，变法受挫。
——摘编自傅乐成《中国通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王安石理财措施的特点，并指出其意义。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王安石变法受挫的原因。
“一带一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成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
材料一 我们一致认为，中非历来是命运共同体。中非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结下深厚友谊。一致承诺，加强集体对话，增进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携手打造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我们一致同意将“一带一路”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盟《2063年议程》和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紧密对接，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促进双方“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加强双方在非洲基础设施和工业化发展领域的规划合作，为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面对当前严峻形势，坚定主张多边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透明、非歧视、开放、包容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
——摘自《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新华网2018—09—05）
材料二 2018年9月10日，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总编吉密欧专访。吉密欧问道：关于“一带一路”和马歇尔计划的关系，想必您也多次听说这种类比。虽然中国政府强调“一带一路”倡议不能同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但许多人还是坚持有类似之处。“一带一路”倡议同样涉及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同样有助于改善中国在全世界的形象，也是和平时期实施的计划。它们难道没有类似之处吗？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非合作的基本原则。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请你对“吉密欧之问”作简要阐释。（要求：观点明确，逻辑严密，体现家国情怀）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近代自然科学是希腊思想传统的直接继承者，它借助于复兴古典学术和强调人的全面教养的人文主义而不断发展起来。它继承和发扬了希腊思想中把理性和知识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习得理想人性的基本方式的精神遗产。”
——摘自王荣江《近代科学的发生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材料二：在经验与理性两方面，18世纪更强调理性，以理性来考察一切。如果说17世纪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那么18世纪就是“我在故我思”，18世纪成了“以头立地”的理性的世紀。启蒙运动主要用理性来解决社会政治问以理性来破除信仰，以及要順应“自然”。这里的“自然”是17世紀后在近代科学精神感召下逐步形成的一种特殊观念。在有社会前，人即处于自然状态，具有固有的内在的善恶感，这是每个人必须遵守的自然规律。同样，自爱、自由也是每个人应事受的自然权利。启蒙运动者以此反对第一、第二等级，主张人人平等。拉美特利强调人是机器，王公族概莫能外，目的也在于此得出人的“自然状态”，显然体现了近代科学的分析和还原方法，由“自然状态”进而得到的启蒙运动理念，成为人类行为普适的底线（并不是全部）。
——摘编自吕乃基《启蒙运动中的近代科学精神》
材料三：科学精神被引进和大规模传播是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新文化运动期间的科学传播突破了科学的物质层面和科学方法的局限，开始出现了科学精神层面的内容，科学精神由此进入了中国科学的殿堂。在新文化运动的诸多传播者中，以《新青年》为中心的人文思想家和以《科学》月刊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起了主导的作用。由于背景和理论旨趣的不同，这两股主力科学传播的侧重点也不相同。新文化运动中的自然科学家致力于阐明真正近代意义上的科学观，并在此基础上准确而系统地揭示了科学精神富而深邃的意藴。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人文思想家，更注重运用科学精神改造文化，开启民智并通过传播科学来推进中国的民主。科学派和人文派的科学传播者都触及到了科学精神的重要内容。总体上说，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传播者，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科学精神的启蒙作用。
——摘编自张炎、郝苑《科学精神的启蒙》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推动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思想基础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启蒙运动中所体现的近代科学精神并指出其作用。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文化运动与启蒙运动传播科学的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并分析造成不同的原因
唐朝与前朝相比，各种治理制度进一步完善，为唐朝的繁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姚崇、宋琢都是玄宗时的良相。玄宗总揽政务之后，宰相从4人进一步减为2人。另外，由宰相担任的高級职务空缺的现象变得普遍了。714﹣724年，无尚书仆射。这一情况导致门下省和中书省职能的逐步合并。他们渐渐变成一个协调的组织，既负责制定和起草政策，又负责法律的审查和复审。还充当与皇帝一起负责重大决策的秘书处的少数重臣。总之，权力稳步地集中于宰相们，特别是集中在德高望重的宰相之手。
——摘编自（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316—317页
材料二：唐朝御史台组织机构完备，长官为御史大夫，其职责是“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御史台完全独立于三省六部等行政机构，可以对中央和地方的百官进行监察。其次是监察机构法定化，御史台和三院的执行依据是《唐六典》，该法详细規定了御史台的员额、品级、权限及其与其他机关的关系。同时集传统法典之大成的《唐律疏议》戒为御史履行职责、纠察犯罪、弹劾百官的主要法律依据，使御史弹劾过程有法可依。御史制度加上谏官制度、史官制度和“罪己诏”制度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权与权臣的专横，表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成熟性和稳定性。
——摘编自余钊飞《“整肃纲纪、察举百官”的唐代御史制度》
完成下列要求：
（1）依据材料一，概括玄宗时期相权发生的变化。依据材料二，概括唐朝的御史台有哪些功能与特点？
（2）皇权专制最大的困境就是难以纠错，据材料二指出唐朝是如何防止政策失误的？
（3）结合所学知识并综合上述材料，说明盛唐得以出现的政治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