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月令》载，每年正月周天子亲率臣下耕作，称为“藉田”；三月王后亲率嫔妃举行采桑养蚕仪式，称为“亲蚕”。后来，历代皇帝、皇后不断举行这样的仪式。这反映了
A. 农耕是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 B. 古代政治制度变迁异常缓慢
C. 重农抑商从周代始一直推行 D. 周代制度在后代被严格奉行
（历史选修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 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刘少奇较早地探索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等问题。1957年3月，他和许昌地委负责人谈话时，针对许昌地区有些农社牲畜集中喂养后出现瘦弱死亡现象指出：“将来牲口是要集中喂养的，现在还是分散喂养妤一些，分散喂养并不动摇集体所有制，是个经营方法问题。”4月，他对河北省委书记林铁说：“农业社要放弃集体喂养耕畜的方式。一搞合作化就实行集体喂养，没有经验就普遍推广这就搞冒了。分散喂养并不是倒退，因为所有制还是集体的，只是经营管理方式改变下。”这里他看到了集体所有制建立后如何去经营和巩国所有制的问题，其实质是集体所有制的具体经营形式，什么样的经营形式最符合当前所有制的需要，最能在当前所有制之下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摘编自姜长青《建国后刘少奇关于所有制问题的探索》
（1）根据材料，概括刘少奇在探索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方面的重要主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刘少奇上述探索的重大意义。
（历史一选修3：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材料 1988年，法国政府公布了华工档案，并在巴黎市中心里昂车站附近的一座广场镶建了华工纪念铜碑，纪念在“一战”中为法国捐躯的中国劳工。据统计，“一战”期间，欧洲战区华工总计约有14万人之巨，尽管他们与协约国并肩工作而非直接参战，但通过此举，中国不仅向世界有力地展示了参与国际事务的渴望，表明中国人有诚意且有能力支持协约国，而且以此方式将中国与协约国战争命运直接绑定，进而助推其他更重要的外交目标之实现正是这些目不识丁的农民成为中国致力于创建新的国家认同的前驱。他们的血汗、牺牲为中国外交官在巴黎和会上争取列国承认、为中国登上世界舞台和实现国际化提供了重要的凭借。
——摘编自徐国琦《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劳工在“一战”中作出的重要贡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其他更重要的外交目标”在“一战”结束后是否实现？为什么？
（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清代在地方监察方面，除设十五道监察御史及不定期的巡按御史外，还设有督抚、按察使、道员等专职或兼职监察官员等履行监察职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地方监察体系”。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清代地方监察体制出现了实质性的“缺位”，缺乏对地方官员实质上的监督。在清朝的地方行政体制中，总督和逕抚管辖一省或数省，成为身兼行政、司法、军事监察权的“无事不包”的地方最高军政长官。……拥有弹劫、考察、荐举、罢免官吏之权，实际上掌握包括监察员在内地方官员的考核。按察使司和驻道监察官员为其属吏，受其控制。
——摘编自明晨《反思与借鉴：清代地方监察制度探析》
（1）根据材料，归纳清代地方监察制度的特点。
（2）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中清代地方监察体制出现实质性“缺位”的原因。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在全球经济关系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工业国一农业国”之间的关系。或者，又因发达国家具有全球经济影响力，是全球中心；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影响力偏弱，是边缘区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经济联系中的“中心一外围”关系。在传统的国际分工中，处于中心地位有创新专长的发达国家生产工业品，而发展中国家提供原料和农产品，并且成为发达国家工业品的销售市场。诺贝尔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指出，存在发达区域对发展中区域的扩散效应，但也存在着发展中区域对发达区域的回波效应。前一种效应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获得资本，后一种效应会把发展中国家的优质要素吸引到发达国家。
——摘编自周民良《工业革命、工业化与工业制度变革》
根据材料，自拟一个主题，结合所学的世界近现代史知识进行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言之成理。）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周时期，“国”为诸侯的封地，至春秋战国时代则为各争霸国，自秦统一六国，“国”即为王朝国家，直至清王朝灭亡。就“天下”而言，周时，天子之治域谓“天下”；至于秦汉一统，“天下”意味着凡朝政所及，无所不包。随着中国统治实体的扩大和国家政治影响范围的扩展，“天下”所涵盖的范国也在不断扩展。就地理概念而言，如果将各王朝直接或间接统辖的区域理解为古典的中国，那么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诸如朝贡国、藩属国、西汉丝绸之路所及之地、佛教的发源地等虽不属王朝所辖区域，却构成“天下”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传统的“国”得到了扩展，对“天下”的认知和界定也得到进一步拓展。
——摘编自刘凤雪《“民族国家”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
材料二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严复认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孙中山在1905年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在1912年《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章太炎在1907年发表的《中华民国解》一文中表示：“中华’之名词，不仅非华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
——摘编自陈茁《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精英的国家观念转型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国”与“天下”观念的演变，并分析其演变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自明末清初到辛亥革命前后，“天下”“国”“民族”“中华”等被赋予的新的内涵，并分析这些观念变化产生的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