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经詹天佑先生领导于前，筑成平绥路，而粤汉、浙赣、湘桂、黔桂诸线亦均由中国人先后自建，并尽量采用国内产品，较诸初期已有极大之进步……自詹天佑躬督京张铁路，始有我国自造之先声，为我国工程界开一新纪元……东三省近年来对于路政，颇多积极进行。奉海铁路之建筑，不假外人分毫之力，所有一切建筑计划与管理，皆用中国人自为之……
——摘编自金士宣在《铁路运输学》（1927年）
材料之，京张铁路灿烂矞皇之成绩，由于事求实际，款不虚靡，无借债回扣之弊，无包工垄断之虞。总理不居洋楼巨厦，员司不支干修厚俸，自轫办以至竣工，无不异常节省而有实效，是则华人自为工程师之实例也。
——美国评论家郭尔孟对京张铁路的评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京张铁路成功建成对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的主要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提炼詹天佑建成京张铁路的成功经验。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华盛顿说：“在导致政治繁荣的一切倾向和习惯中，宗教与道德是必不可少的支柱。……纯粹的政治家与虔诚的人相同，应该尊重和珍爱这些支柱列举它们与个人幸福和公众幸福间的关系，一本书也写不完。……因理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不能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全民道德能普遍提高……品行或道德是民主政府的必要的源泉。”
——《华盛顿选集》，聂崇信、吕德本、熊希龄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材料二 关于1787年宪法的制订，“华盛顿的支持或是反对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说华盛顿的影响，不管这种影响曾经如何加以发挥，对使大会决定接受这些主张是重大的也许是决定性的因素，似乎也不过分。”
——（美国）马克斯·法仑德《美国宪法的制订》，董成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华盛顿认为“导致政治繁荣’社会的主要条件。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马克斯·法仑德的观点进行评价。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日本明治维新前，封建制度危机四伏，封建营垒急剧分化。顽固势力德川幕府的统治在农民起义的多次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分崩离析。其他西南各藩，从藩主大名到下层武士以及一批宫廷贵族都背离了幕府，向资本主义转化。
——引自张琪《历史的比较与思考：中国戊戌变法与日本明治维新》
材料二 日本的维新派懂得以暴力摧毁旧的封建政权，他们利用下层人民的力量，通过国内战争，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建立起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政权，然后运用政权的力量，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实际上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维新派控制了日本全境后，立马迎立天皇，立宪法、设内阁，大权均分，有私心者很少，天皇也不伸手要权，所有人考虑的都是如何让日本快速强大起来。
——摘编自《中国近代史》等，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年版
（1）根据材料一，概括日本19世纪中后期推行“明治维新”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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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早在庆历变法时，欧阳修和范仲淹就提出改革考试取士制度，目标与王安石相似。王安石于是在变法时规定：废除死记硬背的明经诸科，进士科不考诗赋，专考经义和时务策。整顿太学，亲自编写教科书，内容为儒家经典；太学生成绩优异者不经过科举考试可以直接为官；设立专门学校，培养专业人才；凡是有志于改革的官员，都委以重任。
——摘编自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
材料二 对此，司马光上疏指出：“……凡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文学为后。就文学之中，又当以经术为先，辞采为后……神宗皇帝深鉴其失，于是悉罢诗赋及经学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此乃革历代之积弊，复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也。
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掩盖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试，同（赞同）已者取，异已者黜（罢黜）。使圣人坦明之言，转而陷于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而入于异端……又黜《春秋》而进《孟子》，废六艺而尊百家，加之但考校文学，不勉励德行，此其失也……”
——摘编自《续资治通鉴长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王安石改革考试取士制度举措的主要特点。（不得摘抄材料）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司马光对王安石改革考试取土制度的观点。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从苏格拉底开始，古代希腊哲学从探讨自然界转变为探讨人的道德和思维方式。他将人的理性是万物的尺度，发展为人们对理性的逻辑规范、抽象推理，从而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原则。因此，他被称为“西方理性主义之父”。而柏拉图进一步发展了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思想，提出了一个由纯粹概念、思维和精神构筑的“理念”王国，从而形成了他的核心思想
——“理念论”摘编自汪子嵩《希腊哲学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材料二 关于启蒙运动，人们的评价不一，有的人认为启蒙运动是“理性时代”下的产物，有的则认为是非理性主义者的思想运动。尽管过去这么多年，启蒙运动对人类的影响还仍然存在着。而启蒙运动远不止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它的层次丰富多变，复杂性与多样性成为了这场运动永恒的探讨话题。它既不是纯粹的理性主义，也并非一味的倾向非理性主义，它是理性与感性并存的思想运动。
——（英国）罗伊·波特《启蒙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从智者运动到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古希腊主哲学思想的演变。
（2）根据材料二，提炼作者关于启蒙运动的主要观点，指出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对“人文主义”内涵的重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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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在黄宗羲的政治理念中，“私”和“欲”是严格限制在一定限度的，它不是无度的奢侈和享受，就像西方近代人提出的自由之“私”一样。这一有限的私欲和儒家政治理想是相互关联的，正是这看起来只是人们最低层次的欲求，才呼唤出了一种理想的政治统治——圣王之治。圣王就成了儒家政治的最高理想。
——张师伟《民本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的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材料二 戊戌维新时期的康有为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持批判态度，其特点是打着“孔教复原”的旗帜，制造出儒学变质史，进而展开对后儒的批判，自然也涉及儒学的一些基本价值理念。
——摘编柴文华、冯丽华《对康有为与儒学关系的几点思考》
（1）根据材料一，指出黄宗羲的“圣王之治”最高理想的内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康有为对儒学改造的主要手段。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黄宗義与康有为政治主张的主要异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