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孔子和孟子都强调
A. 臣子必须绝对服从君主
B. 君臣要各安其位，各守其职
C. 臣子要为君主做出牺牲
D. 君臣的“离合伙以道是否相同为前提
（历史选修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 顾祖禹（1631—1692）祖上为官甚久，其父深感科举不能救民、携子祖禹归隐虞山，临死前将编撰《读史方舆纪要》的重任交于顾祖禹。不走。他父亲临终前嘱托他“《大明一统志》于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山川条例又复割裂失伦源流不备”，希望他“掇拾遗言，网罗旧典，发舒志意，昭示来兹”。顾祖禹在搜集爬梳文献的基础上，终于在50岁时撰就《读史方舆纪要》。但与徐霞客相比，去研究缺乏实测的依据，仅仅资料类比、研究为基础，到了清末民初时期，接受西方科学思想的梁启超，只肯定《读史方舆纪要》一书承继自《汉书·地理志》以来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发展的传统，而叹其组织、方法之高明了。以梁氏看，《读史方舆纪要》则是不折不扣的历史书了。
——摘编自冯岁平《简论明清之际地理学的发展》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顾祖禹科技成就出现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顾祖禹的科技成就。
（历史选修3：20世纪战争与和平）
材料 明治维新时期，在政治改革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央集权制的明治政府，造就了“官报时期”。1875年，官方修订了报纸条例，其中就有“侮辱官吏罪”。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商业报刊也迅速发展起来。为了引起官方和民众的一致关注，它们大肆炒作对外战争理念，宣传对天皇的“忠”，以扩大销量。19世纪末，当权者吸收西方文化定位在德国的国家主义上，提出“和魂洋才”等口号。从1932年起，日本政府对报刊实行了空前严厉的检查，禁止那些不利于军部的新闻报道，同时逮捕文化人士多达3.4万人。为控制舆论，成立了情报局，由现役军人担任领导，对报刊等媒体实行直接控制。1936年，政府将多家通讯社合并成立同盟通讯社，并规定：凡是新闻传播的电报，不论是发稿还是收稿，只授权于该社。太平洋战争时期，关于日方战胜的报道是实际情况的六倍；关于损失的报道，是实际情况的五分之一，在整个战争时期，媒体被军方掌控，逐步走向法西斯道路。
——摘编自陈力丹《论日本媒体“二战”时的法西斯化》
（1）根据材料，概括日本媒体走向法西斯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日本媒体法西斯化的措施和影响。
（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北宋王朝建立后，一方面在原有职官不废的基础上不断地增设使职；另一方面，有意地分割事权。同时北宋品阶制度十分复杂，官员的品与阶、官与职常互不一致，使得北宋官僚机构重叠且系统紊乱。
继王安石变法之后，从元丰三年开始，宋神宗下令仿照《唐六典》制定新的职官制度。九月批准实行新的寄禄官阶，职事官各还其职，按不同的品、阶授相应的官职。于是品、阶、官、职就统一起来了。此外，凡领空名的职事官一律罢去；元丰五年，又对三省六部、枢密院、御史台、秘书省、九寺、五监等部门的统属和职掌作了详尽的规定，重新恢复了三省的实际地位和职权，取消与三省重复的机构，如中书门下、谏院、起居院等；在六部改革中，裁减了一批喧夺六部职权的冗官机构和使职差遣官，恢复了六部原有的职权。然而，后世对北宋元丰改制的评价却褒贬不一。宋哲宗时王觌认为元丰官制改革：“正名百职，上下相维，各有分守。”朱熹认为神宗喜《唐六典》，“依此定官制，事多稽滞”，“既有六部，即无须用九卿，建官重三叠四，多少劳扰。”
——摘编自秦江《试论北宋元丰年间的官制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元丰官制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对元丰官制改革的不同态度及其依据。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下图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威尼斯一位画家的作品《群神宴》。画面上，画有盛水果和汤的三件器皿。这三件器皿，都是来自中国明朝的青花瓷。
解说词是结合事物的图像、实物等进行解释说明的文辞，它通过对事物准确描述，使观众和听众了解事物的来龙去脉、特征和意义等。结合所学历史知识，从图中提炼一个主题，并写一段解说词。（要求：主题恰当、介绍准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在1580年、1639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派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期盼降神而祈福禳灾。有官员曾上疏说：“今之人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责任也趁机被推卸。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7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据程杨《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等
材料二 伦敦于1499—1665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情。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铎王朝摆脱了中世纪消极无为的宗教防疫观念束缚，而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务。为防控疫情，1518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来隔离措施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政府严禁疫区人员流动，以防止疫情扩散。政府积极加强疫区公共卫生建设，以消除疫病滋生条件。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在这些法令基础上，英国政府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为防疫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决定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来救助那些因为瘟疫、灾荒等突发灾难四处流浪的乞丐和流民。由于有政府救济，许多家庭愿意接受隔离，这使得英国的防疫工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7世纪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
——据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和英国政府防疫措施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种防疫观产生的社会背景并简析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