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某中学“学生会微博”发出的一份倡议。请根据其内容，以学校办公室的名义拟写一份告示，张贴在收发室的门口，使收发室能正常运作。（6分）
亲，你的快递又寄到学校来了?君不见，学校收发室现在成了仓库，大包小包堆如山，阿sir、miss的信件、文件统统被“埋”没了。听说校长发脾气了——晕！收发室的陈叔怒发冲冠——酷毙！亲，是不是很过分！从“五·一”开始，把网购的私货寄回家吧，学校是学习的地方，不是免费中转站噢！
告 示
各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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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配合。
学校办公室
2013年4月22日
下面的图表是有关机构对某市不同年龄段亚健康人群的调查。请根据图表，分别概括躯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等三种亚健康类型发生率与年龄的关系。（6分）
（1）躯体亚健康：
（2）心理亚健康：
（3）社会适应亚健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以下小题。
容闳：睁眼看世界的“草根”第一人
李响
1828年11月，容闳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南屏小村，与被葡萄牙殖民者占领的澳门一水之隔，相距不到4英里。当时，容闳的哥哥进了私塾走“正途”，家里实在没钱再供容闳，只好送7岁的他去学杂费全免的澳门洋学堂。容闳上的是教会学校，1840年，容闳还因鸦片战争爆发一度辍学。
18岁那年，教会学校的布朗校长因身体原因要回美国，临行前他在班上说，想带走几名学生赴美深造，如果有愿意的就站起来。当时是1846年，美国立国仅仅70年，如此年轻的异邦，远在大洋彼岸，十几岁的孩子哪敢未经父母同意去“送死”？良久的沉默之后，容闳站了起来。他想亲眼看看书本上那个精彩的新世界。
1850年，容闳在美国慈善组织资助下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四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他是耶鲁大学乃至所有美国大学里第一个中国毕业生，其画像至今悬挂在耶鲁校园中。近代史学者雷颐评价，如果说林则徐、魏源是近代中国“精英”阶层 “睁眼看世界”的先驱，那么容闳这个农家穷小子，就是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草根”。
1855年，容闳学成回国。在香港，容闳结识了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但不久容闳发现太平天国远不是自己想象的理想国，他大失所望，落魄离开。
1863年秋，容闳到安庆拜见了曾国藩。此次相见，曾国藩断言：“以汝目光威棱，望而知为有胆识之人”。容闳早年立志要促成的官派留学生计划，现在终于有了位高权重者支持。于是，他向曾国藩陈述他的计划，果然获得首肯。曾国藩与李鸿章几次联名上奏同治皇帝，1872年春得到批复后，任命容闳为出洋副委员，主抓幼童选派和监督事务。
1872至1875年间，一共有四批共120名幼童出洋。费用全部由政府负担，回国安排工作，现在看来简直是做梦也难得的美事，但当时没有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洋鬼子的“野蛮番邦”，并且一去就是15年。容闳就从自己的老家香山和周边村县入手，挨家挨户动员。报名的幼童几乎没有一个是世家权贵之弟，大多出身寒微，也许只有这样的人家才“豁得出去”。
幼童一到美国就如鱼得水，以惊人的速度克服语言障碍，成为各校中最优秀的学生。容闳采用了前卫的管理方式，让幼童两人一组分散居住在志愿报名的当地家庭，使孩子们感受到家庭温暖，并且更加迅速地融入美国社会。
然而，中美之间巨大的文明落差必然导致孩子们做出“大逆不道”之举，他们脱了长袍马褂穿西装，胆子大的还剪了辫子，跟主人去教堂受洗信“异教”，见了清廷留学生长官不行三跪九叩之礼。朝中保守派听说幼童在美被容闳纵容得“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纷纷主张撤回留学生。
第一批幼童眼看就要大学毕业，现在撤回功亏一篑。几尽绝望的容闳在美国文化界、政界奔走求助。母校耶鲁大学的校长波特亲自起草信件致清政府总理衙门；容闳的一位牧师朋友谒见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格兰特立即修书给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领袖，李鸿章本心并不想断送留学项目，但保守派的强势意见使他左右为难。恰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1881年6月，有人列举留学生四大罪状，上奏光绪撤回学生。当年8月，近百名“幼童”洒泪登船。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获得耶鲁学位，其余皆半途而废。
这些留学生回国初期因“奇装异服”、“不识礼仪”，饱受排挤和谴责，被随意发配到与所学专业根本不搭边的行业。所幸他们在外收获真才实学，且互相照应提携，若干年后，他们成长为转型中国的中坚力量。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开滦煤矿矿冶工程师吴仰曾，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民国开国总理唐绍仪，交通总长梁敦彦，外交家欧阳庚，还有多名加入海军，在甲午战争中殉国。容闳送出去的学生，归来后无论才干、见识、人品，都堪称一世俊杰。
（选自《文史参考》2012年第7期，有删改）
1.联系全文，分点概述容闳在官派幼童留洋项目中做了哪些努力。（4分）
答：
2.作者详细记述官派幼童留洋项目的始末，这样写对表现传主有什么作用？（5分）
答：
3.容闳被称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草根’第一人”，他的经历给我们哪些启示？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6分）
答：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以下小题。
浮生半日闲
琦 君
忙碌的现代人，无不叹闲暇不易得，于是也格外怀念当年农村社会的悠闲岁月。我学习英文时，读到一篇好文章，题目叫做“puttering”，照字面解释是漫无目的地摸摸这样，碰碰那样，让时间闲闲地溜走，心也闲闲地一无挂碍。
我觉得这位作者，对闲适情操的体认，颇近乎我国诗人陶渊明。陶靖节的东篱采菊，正是一种“漫无目的”的闲散动作，南山“悠然”地出现在他面前，他又何曾用力去看。所以他才能“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顺应自然，享尽田园之乐。
现在人活着似乎只为抢时间，可是把时间抢下来又何曾好好地过呢？我好怀念小时候在家乡的闲荡日子，漫步在田埂上，自然而然会让路给吃草的黄牛。走在高低不平的卵石大街上，一路都有人笑眯眯地喊我的乳名。那时的人情是多么温暖，天地是多么辽阔，时间是多么富裕啊。记得那时全个村庄，只有我家老屋大堂正中挂有一口自鸣钟，而钟摆常常是停止摆动的，即使有时发出的嗒嗒之音，指针所指的时间，和长工们的作息毫无关系。他们只看日头的高低，听公鸡的啼声，就知道是什么时辰。在忙月里，他们胼手胝足，却是口哼小调，面带笑容。闲月里，他们嚼着自己种的花生和胡豆，下象棋、钓鱼，也是口哼着小调，面带笑容。他们从来没有和时间赛过跑，可是从日出到日落，他们都在工作中，他们也都在游息中。
至于像前文所引述那样puttering的情趣，我的外公，我的母亲，就十足地在时时享受着。我外公有一只八宝箱，是他自己用洋油箱装钉而成的，我每回掏时都发现添了些新东西——他自己用竹节做的烟嘴，文旦皮晒干做成的碗，干佛手，我玩厌了的地螺陀。三炮台香烟罐里各色各样的香烟招牌纸、邮票。此外就是父亲送他的白玉烟嘴，绿玉班指，杭州舒连记的檀香骨折扇。这些都是我百玩不厌的。至于母亲的八宝箱，乃是一只竹编的针线盒，那更耐人翻弄了。盒子分上中下三格，上格是五彩丝线、纸花、绣了一半的鞋面、剪刀、顶针等等，中格是《花名宝卷》、她手抄的《心经大悲咒》。最下一格藏着一个像红柿子似的朱砂圆盒。里面是我小时候挂的长命百岁金锁片，母亲的旧珠花、银耳环、银手镯等等。我当时觉得最有趣的是外公的八宝箱里存着舅舅小时候的银锁链，母亲的八宝箱里，存着我小时候的金锁片。后来想想，人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往下绵延，也就是这样一代一代，把对儿孙的爱埋藏在一个摸得到，看得见的地方。让长大了的儿孙们，有朝一日，打开来摸摸看看，重新领略一下长辈的爱，再一代一代往下传。可惜时至今日，为生事奔波的人们，再也无暇去打开尘封的旧物，而且也无心把虽无用却不舍得丢弃的东西，归在一只箱子或一只盒子里了。这，对他们自己和儿女们来说，都少了一份Puttering的乐趣，怎不令人惋惜。
可是人来到世间，难道就为了赶时间，赶完了时间就与世长辞吗？想想该有多傻！我们为什么不能学学闲荡？我们这些劳碌的现代人，是否舍得把时间花在闲荡上，或搞搞所谓的puttering，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呢？
（选自《三更有梦书当枕》，有删改）
1.从全文看，“puttering”的情趣有哪些？（4分）
答：
2.作者提到外公和母亲的八宝箱时，为什么要如此详尽地列举里面的物件？（5分）
答：
3.作者为什么要建议劳碌的现代人要“偷得浮生半日闲”？（6分）
答：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以下小题。
全球史观在中国
刘新成
源自西方的“全球史观”在中国遇到形形色色的解读，其中有些解读可能是西方的全球史学者始料不及的。但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们不能忽略，就是全球史观在中西不同语境中，引起许多相同的思考。
全球史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为起点的，而西方中心论乃是西方世界史学发展的末端。不触及根本，枝节末端问题是纠缠不清的。这一点，中西学者认识相同。
关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曾听到多名美国史学家说，该书并未跳出以欧洲为中心的“挑战——应战”模式。而中国学者同样尖锐地指出：“斯塔夫里阿诺斯自己的结构就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结构”，事实上仍把“现代化看作一种单向的欧化或西化的过程”。
对于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的困境，中西学者同样归因于方法论。巴勒克拉夫说，那些力求立场“客观”的人，终于不能突破“西方中心”，是因为“他们身边使用的那一整箱工具却全是由欧洲制造的，恐怕一时还不可能将它完全更换”。中国学者指出，这“一箱工具”就是西方“历史学研究的诸多核心概念，如工业革命、现代性、资本主义以及个人自由”，西方史学家正是“凭借这些基于欧洲特定经验所产生的概念来阐释欧洲对现代世界的支配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这种方法论的局限，不仅西方学者“挥之不去”，非西方学者也难以超越。在这一点上，中西学者所见略同。为什么“挥之不去”？根子还在于西方人所谓的一元的物质进步论。可见，认识方法只是表象，问题实质是价值标准。有一个问题问得好：假如由东方人按自己文化传统书写，全球史还会像当下流行的那样充斥物质主义吗？
于是，中外世界史学家都呼唤价值标准的统一。汤因比晚年曾经说过，要正确地认识全球性问题，唯有建立“世界国家”，重建人类统一的价值观。中国学者齐世荣曾说，只有“各国学者……抛弃国家、民族的偏见，通力合作，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如实地反映各个国家、民族在人类世界上做过的贡献，如实地反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西方学者面对“谁来制定世界公民标准”、“谁来勾画人类故事”的问题，发出“世界史是可能的吗”的疑问。中国学者认为，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史学家，就哪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哪一个时代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很难达成共识，只要在这些涉及价值的判断上各执一词，短时间内很难产出令人满意的世界史。
面对这种困局，西方后现代主义选择了“逃避”，而有些中国史学家也正在以类似方式使自己“乐观”起来。有人说，既然统一的价值观不可能形成，不如放弃对“主导性叙述”的追求，让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撰写本文明的历史，全球史体系留给读者自己在比较中建构。另有人说，“每一位新的世界历史叙述者都在（自己心目中）重构世界历史……我们不能要求作为个体的世界历史叙述者超越自我中心，撰写一部他人的世界历史”，既然每个叙述者“都想表达自身的价值……（而）这些价值是否成为普遍价值却依赖于读者接受的程度”，那么“重构世界史”就是“尽可能多地丰富世界历史文本，令读者可以按照培养自身世界观的需要不断进行选择”。
无论是悲观的感叹，还是“乐观”的建言，都体现了当代中国史学家对宏观世界史学的严肃思考。但我认为，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在现有的话语体系基础上（即使有浓重的西方色彩），不断修正和补充，以逐渐接近共识。当前，如果能够将现代文明的困境考虑进去，把“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好生活”这样的命题列入价值标准，将中国史学重视道德评价的传统吸收进去，就能写好世界史，裨益于和谐世界的建立。
1.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两项是（5分）
A．全球史观源于西方，它主要是以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为起点，纠缠于枝节末端，没有触及世界史的根本问题。
B．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没能突破西方中心论的樊篱，是因为受欧洲经验主导的方法论的局限。
C．如果东方人不用以欧洲为中心的“挑战——应战”，而是用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来书写，全球史会更客观。
D．引用汤因比与齐世荣的话是为了说明史学家们应该抛弃国家、民族的偏见，建立人类统一的价值标准。
E．史学普遍价值要依赖读者接受的程度，作者认为将全球史体系留给读者自己在比较中建构是最好的。
2.在全球史观问题上，中西方学者没有达成相同认识的一项是 （3分）
A．斯塔夫里阿诺斯对全球通史的研究陷入了史学困境。
B．方法论的局限是中西史学家均难以摆脱的现实。
C．世界史学的“价值标准”在短时间内难以统一。
D．通过撰写本民族文明的历史来构建“全球史观”。
3.西方中心论对全球史的研究有哪些影响？请具体说明。（4分）
答：
4.造成全球史观“困局”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作者对此有何看法？（４分）
答：
补写出下列名句名篇中的空缺部分。（任选3题，多选只按前3题计分）（6分）
（1）氓之蚩蚩， 。匪来贸丝， 。（《诗经·氓》）
（2）羁鸟恋旧林， 。 ，守拙归园田。（陶潜《归园田居》）
（3）渔舟唱晚, ；雁阵惊寒， 。(王勃《滕王阁序》)
（4）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 。（李白《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