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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鸡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对古人生活的影响很直接。
鸡为什么叫“鸡”?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禽部》“鸡”条引南唐人徐核的话称:“鸡者,稽也,能稽时也。”鸡守时且鸣叫准时,鸡鸣了天就快亮了,由此,古人送给鸡不少美称:夜烛、司晨鸟、知时畜、长鸣都尉等。
鸡能啼晨,古人称之为“司晨”。鸡这一习性,对农耕时代的古人具有重要意义。《诗经》中有这样的句子“女曰鸡鸣……”。妻子说鸡打鸣了,赶紧起来干活吧。可见,先秦时人们已开始利用鸡鸣来安排作息了。国君也以“鸡鸣”为时间节点安排作息。《诗经》中的《鸡鸣》就有贤妃提醒国君早朝:“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周朝还专设“鸡人”掌管供办鸡牲和报时,后来宫廷中负责打更报时的人被称为“鸡人”。但古人认为母鸡打鸣是不祥之兆,会有“鸡祸”。在古代,女人干政或主政,常被称作“牝鸡司晨”。《汉书·五行志》引《易传》的话:“妇人专政,国不静;牝鸡雄鸣,主不荣。”
古人还以鸡鸣励志,现在不少人书房里都喜欢挂“闻鸡起舞”字画。《晋书·祖逖传》记载,祖逖和刘琨“共被同寝”,夜半听到鸡叫声,对刘琨说:“此非恶声也。”便踢他起来一起舞剑健身。
鸡在古人眼里还能辟邪。《山海经·中山经》中就多次提及:“用一雄鸡,攘而勿杀”,“毛用一白鸡,祈而不粉”。古人认为,鸡是一种“阳鸟”,主管日出。唐《艺文类聚·鸟部》“鸡”条的说法更清楚:“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鸡鸣带来光明,而鬼怪最不敢见光明,自然便怕鸡。还有一种说法,民间把鸡当辟邪物可能与中华人文始祖虞舜有关。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尧在位七十年,有国献重明之乌,双睛在目。这里的“重明之鸟”就是一种鸡,隐指尧的接班人舜。重明之鸟“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民间过年时都期盼这种鸟能飞到自家门口,等不到它,“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王嘉认为,民间画鸡贴门上,就是由这种遗俗变化来的。
古人认为鸡还是一种吉祥动物。“鸡”谐音“吉”,鸡年就是“吉祥之年”。古代有一种年画,上面是啼叫的公鸡和牡丹花,有读书人的人家过年时都会张贴,取意“功(公)名(鸣)富贵”。还有一句十分喜庆的话叫“龙凤呈祥”,龙的原型是蛇,凤的原型就是鸡。凤凰的别名是“鶤鸡”。《尔雅·释兽》说:“鸡三尺为鶤。”传统的“龙凤呈祥”一说,事实上是“龙鸡呈祥”。
实际上,鸡在古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不比凤凰差。古人称鸡为“德禽”,西汉韩婴《韩诗外传》便有这样的说法:“君独不见夫鸡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文”“武”“勇”“仁”“信”,这些鸡的优秀品质可都是凤凰所没有的。
(摘编自《“鸡文化”对古人生活的影响》)
1.下列关于“鸡文化对古人生活的影响”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农耕时代的古人会利用公鸡能啼晨这一习性来安排作息,下至百姓的劳作上至国君的早朝。
B. 古人以鸡鸣励志,后来很多人受祖逖“闻鸡起舞”故事的激励,听到鸡叫就及时奋起。
C. “鸡”谐音“吉”,寓意吉祥,所以古代读书人会张贴画有啼叫的公鸡和盛开的牡丹花的年画。
D. 古人认为鸡能辟邪,“重明之鸟”更能震慑鬼怪搏逐猛兽,人们就在木刻或者铸造其形,放置于门户之间。
2.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鸡人”在周朝时期负责掌管供办鸡牲和报时,后来皇家宫廷中“鸡人”负责打更报时,职责范围有所缩小。
B. 古人将母鸡打鸣与女人干政或主政相提并论,均视为不祥之事,古书认为前者会危害国家,后者会妨碍主人。
C. 民间把鸡当辟邪之物可能与舜有关,据载,献给尧的“重明之鸟”双睛在目,勇猛善斗,它隐指尧的接班人舜。
D. 《山海经·中山经》中多次提到用雄鸡、白鸡进行祈祷祭祀。唐《艺文类聚·鸟部》就认为“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是“阳鸟”。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鸡被称为“鸡”,还有夜烛、司晨鸟、知时畜、长鸣都尉等别称,都与鸡守时且鸣叫准时的特点有关,蕴含着古人对鸡的赞美。
B. 农业在古代处于主导地位,又没有发达的计时工具,“鸡文化”地位重要,对古人生活的影响很直接,对现代的影响就相对小了。
C. 鸡和凤凰大体类似,鸡三尺则为鶤,而凤凰的别名是鶤鸡,凤的原型是鸡,传统的“龙凤呈祥”一说,事实上是“龙鸡呈祥”。
D. 鸡被古人称为“德禽”,古人根据鸡的特点赋予其文、武、勇、仁、信等优秀品质,可见,鸡在古人心目中地位比凤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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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在秦汉以后有显隐之分。“独尊儒术”以后儒法二者的关系,是一种显文化与隐文化的关系,即儒学备受推崇,以正统的意识形态的身份起作用,而法家备受贬抑,以隐蔽的心照不宣的方式乃至“日用而不知”的方式起作用。二者既相互排斥、相互反对、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相互依赖,一句话,是相反相成的。
儒法二家的思想无论从世界观、人生观基础,还是从人生的理想和达到的方法途径看都是对立的,因而二者具有不相容性。日本学者冈田武彦将中国古代的人生哲学分为三系,即现实主义、超越主义和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包括法家、兵家、纵横家,理想主义则为儒家。他认为,这三者具有的人生观、社会观、世界观各不相同,人生理想和由以达到人生理想的方法途径也大相径庭。现实主义主张以“力”和“术”为手段去绝对地支配和控制对立的另一方,以消除和克服人已物我之间的种种矛盾。理想主义则主张共存之道,亦即人己物我之间的和谐相处。正因为不相容,所以它们不能并立。在法家占统治地位时,没有儒家的合法地位,在儒家占统治地位时,也没有法家的合法地位。但儒、法二家的许多具体主张又同样为统治阶级所必需,本质上是可以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例如,在价值观上,儒家重义轻利、崇德贱力,法家重利轻义、尚力黜德,实际上,义和利、德和力同为统治阶级所需要,不可偏废;在统治人民的方法上,道德的教化和法律的惩处同样都是需要的,也不可偏废。在这个意义上,儒、法二家又相辅相成。
由于儒、法二家的思想体系不相容,所以,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法家作为独立的一家或者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被摧毁了。儒家在以后的发展中有条件地吸收消化了法家的一些思想观点和主张,以“贵德贱刑”的方式给法律一个地位,以“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方法给君主专制一定程度的承认,同时也给予一定的限制。在更多情况下,儒家是以猛烈的批判法家的形式,对法家创立的一系列制度以及使用这些制度运转起来的思想的作用范围和力量加以制约局限。最重要的是,儒家权力将其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五伦”的伦理原则贯彻于现实的跛治、经济制度中,以完全取代法家的原则。尽管这一努力并没有完全成功,也不可能完全成功,但毕竟基本上获得了成功。儒家的准则得到了社会的公认,得到了历代王朝的支持并法律化,成为指导思想。而法家的准则却只能以隐蔽的形式起作用,一旦被揭发出来就会受到舆论的唾弃。由此可见,“独尊儒术”之后,在儒、法的相反相成中,儒家是占主导地位的。
(选自张岱年 程宜山著《中国文化精神》,有删改)
1.下列各种说法中,不符合文中所述“显文化”思想的一项是
A.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B.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C. 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
D.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中国古代的人生哲学分为三系,即现实主义、超越主义和理想主义,其中现实主义以法家为代表,理想主义以儒家为代表。
B. 法家重利轻义,主张以“力”和“术”为手段去绝对地支配和控制对立的另一方,以消除和克服人己物我之间的种种矛盾。
C. 儒家文化成为显文化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分不开的,可见一种文化成为显文化必须要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
D. 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五伦”的伦理原则是儒家贯彻于现实中用来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化的“显”与“隐”关乎某种文化的社会地位问题。显文化占据统治地位时,隐文化就会受到严重制约,没有合法的社会地位。
B. 儒家文化以正统的意识形态的身份起作用时,法家备受贬抑,只能以隐蔽的心照不宣甚至是不知不觉的方式友挥着自己的作用。
C. 儒法二家的思想具有不相容性,所以两家思想无论是在世界观、人生观基础上,还是在人生理想和达到的方法途径上都是对立的。
D. 虽然儒法二家从思想体系上说是不相容的,但是儒法二家的许多具体主张对统治阶级来说都是必需的,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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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文化是一种半农耕半海洋的文化。越地先民是中国境内最早致力于农业生产的人群之一,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先民已开始种植水稻。同时,越人又是中国乃至世界都罕见的海洋性族群。据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古越人曾沿中国东部海岸线北上,活跃于两广、福建、江浙、山东乃至东北的沿海地区,他们的后裔成为现在这些地区汉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对外港口便分布于古越人最先开拓的海岸沿线。此外,广泛分布于太平洋诸岛屿的马来人群及波利尼西亚人群,他们实际上是距今12000年左右才与中国境内的百越族群分道扬镳的。
越人习水便舟,文献多有记载,越地是中国航海技术的发源地。2002年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了一条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独木舟遗骸,距今约7000--8000年。据吴春明先生研究,它有可能是一艘适于海上航行的边架艇独木帆舟,可与波利尼西亚人群的舟船相联系。在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的遗址中,还发现有不少的舟船遗物,如近来在宁波余姚田螺山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发现了一件距今7000年的完整独木舟模型器,可以看出当时的独木舟已经脱离简陋的原始状态。越地的航海传统延续至今,其孕育的先进航海技术影响了中国沿海乃至整个环太平洋地区,为后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奠定了技术基础。
一般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源起于汉代,但是,越地在汉代甚至更早便已经开展对外贸易。秦汉会稽郡下属的郯县(在今浙江宁波),一般认为即因海外贸易而得名。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期是在唐、宋、元。唐开元二十六年(738),以郯县为中心的明州,从越州独立出来,自此成为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门户。“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对西域失去控制,陆上丝绸之路逐步走向衰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海上贸易的发展。越地商贸的发展以及交通的便利,既给越文化的发展带来
了无限活力,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奠定了重要基础。越地出产的优质丝绸、瓷器、茶叶等产品走出国门,中国文化也通过越地这一重要窗口向周边地区尤其是日本列岛扩散。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以及东亚文化圈的最终确立,与越地这一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环节密不可分。
越文化的海洋性特征,不但要求“引进来”,还要求“走出去”。“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在新时代转向的结果,越文化仍是重要的参与者。越文化欲续写辉煌,也离不开对其精神特质的发扬。在立足于本民族文化之根的同时,以包容的心态拥抱世界文明——这对于今天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无启示意义。
(摘编自<光明日报•越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越地先民是中国最早致力于农业生产的族群之一,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罕见的海洋性族群。
B.如今分布在太平洋诸岛屿的马来人群及波利尼西亚人群,原本和中国境内的百越同属一个族群。
C.2002年杭州出土的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独木舟遗骸,证明当时的独木舟已经脱离简陋的原始状态。
D.越地出产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产品走出国门,影响了周边地区尤其是日本列岛的文化。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列举了详实的数据,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来证明观点,观点鲜明突出,有说服力。
B.文章从越文化的海洋性特征、古越人的冒险精神、越地的重商传统等方面阐述了越文化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
C.对越地的航海传统和航海技术的考证,这是文章论述越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的前提。
D.文章最后指出,发扬越文化的精神特质对于今天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有现实意义。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古越人最先开拓的海岸沿线,分布着后来海上丝绸之路的许多对外港口,这说明越地航海传统影响着海上丝绸之路。
B.以鄢县为中心的明州,一直是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门户,由此可见越地在汉代甚至更早就已展开对外贸易。
C.如果不是“安史之乱”后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走向衰败,那么海上贸易可能不会发展得这么迅速和兴盛。
D.越文化要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续写辉煌,就要继续发扬其“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精神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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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就像一头大象,而全天下的诗人,其实都是盲人摸象。每个诗人的知识结构与社会生活的时空不同,创作的经验不同,写出来的诗,也就各有千秋,很难有统一的、标准的答案。这很像太阳的万丈光芒,一个优秀的诗人,如果能够拽住其中一缕,写出几句或几首好诗来,那就是造化有成了。
那么,什么是好诗?
好诗首先是感性的。如果一首诗给人的印象是凭借理性的智慧编织出来的,那恐怕就不是诗了。诗是直感的抒发与胸臆的喷涌和流淌,高明的诗人,一定会将这种直感用文字迅疾地固定下来。它是含着体温、裹着气息的,是一种吸纳着春温秋肃、寒来暑往的文字表达,是能够进入人的情感与精神世界的诗行。感性,是一种天赋,好诗人的感性直觉都非常好,他们能够抛开一切表面的现象而直抵所要表达的事物的本质。卓越的诗人,凭借他的感性天赋,信手拈来,任意挥洒,出神入化,比如李白与苏东坡,几乎就是出口成章、即吟成诗。
这样说来,诗就是那些具有感性天赋者的天下了吗?当然不是。智性也很重要。一个诗人,如果只有感性而没有智性,很难有大作为,他们常常虎头蛇尾,会写着写着就跑题了,尤其容易坠入云雾山中,让人莫名其妙。那怎样才能写出一首好诗呢?当感性帮助诗人完成了对事物本质的捕捉与文字的迅疾固化之后,智性会帮助诗人沿着感性的直觉,推动字与字的连动与激发,促使诗行有如神助般喷涌而出。感性迅疾转换为智性,智性又迅疾生发出激情与思想相融的表达。智性即智慧的习性,这种习性一旦养成,便会与感性联合,帮助诗人完成一首又一首诗歌的创造。
一位感性与智性俱佳的诗人,可以写出比较优秀的诗歌,但未必能写出卓越的诗歌。我们说诗歌充满了魅力,其实,并不仅仅指的是感性与智性的表达,同时,一定还包含着神性。什么是神性?这的确是很难说清楚的一种诗人的禀赋。它存在于感性与智性之间那一段含混不清的地带,如此,感性与智性才获得了贯通一体的生气,得以迅疾融化在一起,互相生发,共同放射出诗歌的光芒。
最后,让我们来说一说诗性。真正的好诗,一定是诗性充沛的,这个充沛指的就是诗的意境丰盈。无论是感性的表达还是智性的推动与神性的天助,最终都是为了创造一首浑然一体的诗歌。这首诗表面看是句子与句子的排列组合,其实更关键的是句子与句子相互激发着、推动着创造出来的诗境。这个诗境,是由全诗的每一个音节、每一个笔画共同完成的。当我们蓦然回首再看这首诗时,就会发现,语言消失了,而诗的丰沛意境诞生了,令人深受感染。
(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4月29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诗是深奥的又是神秘的,诗人的创作就如同盲人摸象,而全天下的诗人就像是摸象的盲人。
B.诗人的创作之所以答案迥异,各具千秋,是因为诗歌创作往往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如诗人的创作经验、所处的时代和生活的空间,以及诗人所特有的知识结构等。
C.诗是直感的抒发与胸臆的喷涌和流淌,如果一首诗给人的印象是凭借智性编织出来的,恐怕就不是诗了,因为好诗首先是感性的。
D.感性,是一种天赋,好诗人的感性直觉都非常好,他们创作的诗歌,含着对自然和社会的直接感知。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智性即智慧的习性,一个诗人在诗歌创作中一旦养成智性,智性便会与感性联合,帮助诗人完成一首又一首诗歌的创造。
B.感性不仅帮助诗人感知事物的表面现象,而且帮助诗人完成对事物本质的捕捉与文字的迅疾固化;智性则进一步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推动字与字的连动,促使诗行泉涌而出。
C.神性也是诗人的一种禀赋,神性使诗人的感性与智性贯通一体,融化在一起,互相生发,感性、智性和神性共同使诗歌放射出光芒。
D.一位感性与智性俱佳的诗人,就能写出有魅力的诗歌,就能成为像李白与苏东坡那样,几乎就是出口成章、即吟成诗的卓越诗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诗歌创作,无论是感性的表达还是智性的推动与神性的天助,最终都是为了创造一首浑然一体、意境丰盈的诗歌。
B.诗境是由全诗的每一个音节、每一个笔画、每一个句子共同完成的;真正的好诗,一定是诗性充沛、意境丰盈的,使人得“境”忘“言”,深受感染。
C.既使是一个优秀的诗人,能写出几句或几首好诗来,也是难能可贵的,也算是造化有成了。
D.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来说,神性为上,智性次之,感性为下,因为一位感性与智性俱佳的诗人,可以写出比较优秀的诗歌,但未必能写出卓越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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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崇拜与文化传播
蒋建国
祭祀是书院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藏书、讲学一起并称为书院的三大事业。书院作为与官学并行的教育组织,其祭祀活动的社会意义主要存在于文化层面。
在儒家传统教育中,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被认为同等重要,因而对官学教育而言,教学空间和祭祀空间是必不可少的两大组成部分。祭祀作为一种具体规范的展礼、学礼活动,历来受到古代教育者的高度重视。由于儒家思想的精微体现在对孔子学说的承传上,在书院兴建孔庙并定期举行祭祀仪式,彰显了孔子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和道德境界。这种严谨而规范的祭祀形式作为书院的文化“规则”,一直受到书院管理者甚至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书院的文化发展要依靠学术传播,即依靠对本学派学术旨趣的承传,除了对本学派的“文本”进行阅读和阐释外,还要从精神上进行承传。对本学派和本书院历史上具有影响的先贤进行祭祀,表明了书院作为一个学术组织拥有的行为规范和精神特色。南宋以来的书院无不将祭祀本学派先贤作为标榜自身“正道脉而定所宗”的学术追求,如白鹿洞书院的宗儒祠祭祀周敦颐、朱嘉等人,就体现了其学术旨趣。
书院祭祀并非单纯学术上的追求,在漫长的制度化发展过程中,书院已经从一种单纯的教育组织发展为集教学、藏书、祭祀、出版、经营管理等功能为一体的社会组织。官方的扶持、地方贤达的资助、民众的认同和参与,是书院巩固地位、扩大影响的重要条件,对社会上那些关心书院发展并做出重要贡献的名宦和贤达,书院祭祀空间也为他们留有位置。如岳麓书院在明嘉靖五年(1526)设立了六君子堂。这是岳麓书院专祀建院功臣的开始,显示了书院对他们功德的追怀和弘扬,也显示了书院在文化层面上与时俱进的一种追求。
清代书院将“立德、立功、立言”作为选取祭祀对象的标准。那些与书院发展没有直接关系,但与本地社会发展相关且有过较大影响的有功人士,也会得到书院的崇敬和祭祀。这种祭祀对象多元化的模式,与宋代以前书院祭祀对象的单一化相比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如康熙年间河南大梁书院供奉各类社会贤明人士达150人之多,其承载的文化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一种规范的展礼作用”。
(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兴建孔庙并定期举行祭祀仪式,这是书院祭祀活动的社会意义在文化层面的体现。
B.书院祭祀的先贤对本学派和本书院历史的影响,决定了书院的行为规范和精神特色。
C.书院成为一种社会组织,是因为书院学术追求不再单纯而使书院的功能无法单纯。
D.祭祀对象多元化模式具有的承载文化意义的作用,超越了“一种规范的展礼作用”。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文章先列举了书院的三大事业,但论述中只就“祭祀”的相关意义做了横向分析。
B.文章第2段从书院教育的两大组成部分谈起,论述了祭祀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性。
C.文章从四个方面对书院祭祀及其社会意义做了论述,并为每方面论述提供了例证。
D.文章提出观点后,分析了书院祭祀对象的变化情况,论证了祭祀活动模式的沿革。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如果祭祀不是具体规范的展礼、学礼活动,书院管理者可能就不会对它高度重视。
B.学术传播指承传本学派的学术旨趣,可见对本学派“文本”进行阅读和阐释最重要。
C.书院成为一种社会组织的结果启示我们,发展既要自身进步又要适当与外力结合。
D.清代祭祀对象的多元化表明,书院祭祀对象的单一化所承载的文化意义相对较少。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百年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离不开对西方美学的借鉴,但这种借鉴乃是一个首先“学西”、继而“化西”的创造性现代转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中西互鉴的特殊形态,从而达别中西美学不同程度的创新融合。
②中国现代美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的王国维,早在20世纪初,在译介叔本华患观主义意志论哲学著述基础上,撰写了迥异于传统思想的《红楼梦评论》;借鉴康德美学“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说,首次提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的重要主张,并建构起具有中国传统特质的“古雅”说;借鉴德国古典美学诸家,对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先秦道家美学思想作了深刻反思,自觉把二者加以融会贯通,写出了《人间词话》这一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之作,创建了以“境界”为核心范畴、意蕴丰厚的创新美学体系,对传统的“意境”说作出了具有现代性的创造性开拓。王国维之所以在融通中西上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与他具有超越中西学术二元对立的现代视野有密切关系。他主张“学无中西”,批评持中学西学二分的“俗说”,“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认为“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这样一种关于中西学术互助、互动、互促、互鉴的精彩之论,至今仍不失其高远眼光和宏大气度。
③另一位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奠基人蔡元培,在国内最早全面介绍了康德的美学思想,对康德关于审美四契机说,运用儒家思想作了“超脱”“普遍”“有则”“必然”的创造性阐述;从儒家以德为本的思想出发,借鉴康德有关思想并加以吸收融合,同时借鉴席勒的美育理论,强调“涵养德性,则莫如提倡美育”,进而提出了中国现代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育代宗教”说。
④还有梁启超,前期以启蒙为宗旨,强调文艺改造人心的社会功能,提出了诗、文、小说的三界革命论,目的在 “新民立人”或曰“移人”;后来借鉴西方哲学智、情、意三分理论,用儒家思想加以化用,提出以“情感教育”“趣味教育”为中心、以文学艺术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趣味主义”美学主张,在上世纪20年代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趣味教育”一词,乃是直接借鉴、改造了西方的提法。
⑤其后,中国现代美学大师朱光潜进行自觉的中西比较和互鉴,达到了对西方美学有选择、有针对性的消化、吸收和融通。这种中国古代美学“化西”式的现代转化并非个例,在一个世纪以来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们都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他们中有人提出“以西释中”的口号,表面上抬高了西学,但他们所作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实际上超越了“以西释中”,达到了中西互鉴互融的高度。
⑥总之,以文明交流互鉴的视域回顾百年中国美学现代建构的历程可以发现,虽然这个时期我们的主动借鉴占主导,但实质上这是特定时代条件下中西文明互鉴的一种特殊形式。
(摘编自朱立元《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王国维融通了德国古典美学各家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写出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之作《人间词话》,创建了创新美学体系。
B.“美育代宗教”说继承了儒家以德为本的思想,同时也吸收、融合了康德的有关思想,并借鉴了席勒的美育理论。
C.“趣味主义”美学主张以“情感教育”“趣味教育”为中心,以文学艺术为主要内容和形式,它改造了西方的理论。
D.中国古代美学“化西”式的现代转化在一个世纪以来的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们都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开篇指出百年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是在借鉴西方美学中进行的,借鉴是创新的重要途径,这是本文论证的立足点。
B.文章以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等美学大家为例,阐述了中国现代美学对西方美学的借鉴和超越的进程。
C.文章以较多文字介绍了王国维美学思想的贡献,肯定了他所具有的超越中西学术二元对立的现代视野。
D.对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这一话题,文章先提出观点,后运用举例等方法进行论证,最后总结,重申观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如果固执地坚持中学、西学二分的狭隘观念,一味“学西”,而不知中西互鉴互融就不可能有中西美学的创新融合。
B.王国维与蔡元培最早借鉴了康德的审美四契机说,并结合本国传统思想,各自提出了有创造性的学说主张。
C.蔡元培、梁启超在建构自己的美学思想时,先借鉴西方美学思想,后吸收中国儒家思想。
D.“以西释中”是西学为贵思想的外化,中国古代美学的现代转化表明“西学”较之“中学”更具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