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非典中最艰苦的一场遭遇战就发生在北京市人民医院。从四月五号开始，陆续有222人感染，包括93名医护人员，有将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门诊大楼北侧的急诊科是当时疫情最重的地方。我不明白这家医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感染，但我知道应该跟上次拍转运的那二十九个盖白布的病人有关系，我得知道这是为什么。没人要我做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么多，心里就剩了一个念头，我必须知道。
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带我去看了留观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几间普通的病房，迟疑地问他：“你们的清洁区、污染区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这儿画一根线。”我不能相信，问了一句：“那你们怎么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朱继红沉默了一会儿，慢慢举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这儿。”
我问：“你们靠什么防护？”
他面无表情，说：“我们靠精神防护。”
一直到四月二十二日我们来拍摄时，病人才开始转运到有隔离条件的医院。当时病人连输液的地方都没有了，只能在空地上输。他带着我去看，所有的椅子还在，输液瓶挂在树杈上，或者开车过来，挂在车的后视镜上，椅子不够了还有小板凳。一个卫生系统的官员在这里感染，回家传给了妻子儿子，想尽办法只能找到一个医院床位，夫妇俩让儿子住了进去。两口子发烧得浑身透湿，站不住，只能颤抖着坐在小板凳上输液。再后来连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愈的时候，父母已经去世。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
九年之后，人们还会说我“是进非典病房的记者”，我常觉羞惭。当从头到脚盖着白布的病人从我身边推过的时候，还有媒体的信息是“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我只不过隐约感到怪异，仅此而已。我没有接到指令，这不是我节目的任务，我觉得转过头很快就会忘记——然后我就忘掉了。
我做的节目播出后，有同行说：“你们在制造恐慌。”当时我身边坐着时任《财经》杂志主编的胡舒立，她说：“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摘编自新闻记者柴静传记集《看见》）
材料二：
非典报道经历了从瞒报到高度透明化的历程，这表明新闻主管部门的管理方式开始发生变化:从“如何包”转到了“如何报”，从内容控制转到了方向调控。在传统机制下，一些新闻主管部门认为消极信息容易引起公众不必要的恐慌和社会动荡，因而媒体在信息流通中实行严格的把关制度，侧重于“包”不重“报”。中国传媒对于危机报道的典型做法是在保守的方针下，采取低调而务实的报道模式。应该说这一传统是在建国之初就形成的。当时中国面临国内外的险恶局势和政治、经济的双重危机，需要以正面宣传为主，稳定社会秩序，因而实行一定程度上的信息封锁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其前提是资讯手段的不发达，信息渠道的单一。
这一做法延续到今天则并不合适:一方面当前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公众的信息需求扩大，对知情权的要求日趋强烈;另一方面通讯技术不断发展，使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大大增加。传播学认为，流言的流传程度＝事件的重要性X证据的暧昧性。如果媒体继续采取沉默的态度，既达不到封锁信息的目的，又缺乏权威的消息。社会舆论主体缺位，必然纵容了流言的传播而破坏社会稳定。从管理学上看，传统新闻管理侧重微观的内容管理，而非方向性引导，而由于内容管理的庞杂，必然导致信息传送的滞后，造成舆论主导真空，流言乘虚而入，反而容易引起恐慌。此次“非典”事件前期的抢购风波验证了这一点。
（摘编自俞熙娜、沈爱国学术论文《“非典”事件对新闻改革的影响》）
材料三：
“非典”时的政府扣押信息、“媒体集体失语”等观点，与事实不符，是站不住脚的。
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第23条规定，在暴发严重疫情时，媒体在对外通报前须征得卫生部的同意。我们需要强调，记者应当依法报道。由此可见，所谓非典期间“媒体失语”的主要原因，在于作为第一个环节的卫生部门出现了“故障”。
事实也的确如此。“神仙打仗，凡人遭殃。”这句俚语，可以非常形象地形容2003年3月和4月中上旬中国社会的特殊状态。在医学界，北京的洪涛院士最先认定“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为衣原体”，而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南方专家却坚持认为是冠状病毒。双方对SARS病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从科学研究角度看，这是非常正常的。然而，从当时SARS迅速蔓延的紧迫形势看，人民群众急切地想要知道非典的病原信息。对此，当时的媒体都没有报道。不是媒体不能报道，也不是什么力量控制媒体不准报道，而是所有人，包括媒体和卫生部，都必须等待专家们的最终判断。由此可见，由于SARS复杂病因引发的医学争论，才是造成所谓当时“媒体集体失语”的真正原因。
2003年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SARS的病原体。洪涛院士随即也改变了原有的观点。至此，争论结束。4月20日，国家卫生部门开始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面对“非典”疫情。接着，新闻媒体也是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面对急切盼望信息的广大受众。
（摘编自尹韵公研讨会主题发言稿《对非典时期新闻传播的再反思》）
1.下列对三则材料相关内容的梳理，正确的一项是（）
A.A B.B C.C D.D
2.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三，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记者柴静对“媒体失语”的反思与材料三的立场有根本上的差异，柴静更强调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新闻记者面向社会民众的主体责任。
B.柴静调查发现，人民医院严重的院内感染很可能与该院防疫设施不完善有关。而该期节目的顺利播出，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非典后新闻传播的改变。
C.材料三认为政府和媒体在“集体失语与缺位”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是由SARS复杂病因所引起的医学界异乎寻常的争执与矛盾。
D.世卫组织佐证了钟南山的观点，有力推动了政府的部署安排。但材料三为政府和媒体所作的申辩，其实并没有全面解答柴静在采访中暗示的所有问题。
3.下列说法中，可以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二观点的一项是（）
A.“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促进安定团结。”
B.“在那没有报纸的政府和没有政府的报纸之间，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C.“由于公共危机涉及到公众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公众会积极主动地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有关公众危机的信息。”
D.“通过制度化可以赋予媒体相应的自由并规定其合法活动的范围，改善政府不确定、难持续、不对称的社会控制。”
4.面对近期依旧严峻的新冠肺炎防治形势，在新闻传播方面，我们可以从非典事件中得到哪些经验教训？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有效解决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中国方案。面对世界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起了世界各国日益广泛的关注和日趋深入的讨论。
杜维明从儒家道德与“文明对话”的角度讨论了建立共同体的可能性。在他看来, 共同体”这个词的理想含义在于,“人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分享一种共同价值和实实在在的公民道德,并通过致力于实现公善而联合为一体。然而,这样一种统一体允许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和信仰差异,只要这种多样性和差异不致侵害他者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对于儒家而言,道徳是形成一个良好社会的必要前提。因此,在儒家“修齐治平”的语境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首先展现为一个道德共同体,杜维明称其为“信赖社群”。对于一个“信赖社群”而言,人与人的交往不仅基于秩序的建构,更在于内心的彼此信赖与道德的影响。
对于儒家生态哲学而言,讨论的范围仅限于人与人的关系显然是不够的,必须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道德共同体中。儒家生态哲学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表现为一种扩大化的“信赖社群”,在此关系内人与其他生物都是平等、自由的。早期人类文明普遍有着对人的道德关怀大于动植物的特征。例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自然界中的动植物皆是人用以维持生计的生产材料。在中国,商周时期的宫廷亦曾以大量牺牲献祭。《论语》也记载,孔子退朝后听说马厩着火,问人的伤亡情况而不问马。但是,儒家文化与传统西方文化的差异在于,它不是将动物作为没有自我意识、服务于人类的纯粹工具,而是承认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儒家虽然承认人在思想与行动上的优先性,但同时能够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去对待生活在同一场域中的存在物,将自身的权力欲望转化为一种平等和友爱的精神。在儒家看来,人类与自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一方面,人能够通过道德实践参与到天地的运作之中,影响自然万物的生长;另一方面,自然也影响、转化着人的生活,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对“天道”的尊重和遵循。可见,人类与自然万物之间也是彼此“信赖”、观照的,我们将这样一种共同体结构视为“信赖社群”的扩大化。
这样一种道德共同体有着显著的现实效应,可以为21世纪人类发展提供生存论层面上的启发。尽管全球生态伦理的确立还只是一种构想,但是从人类未来的发展上看,这构想是适合于当前需要的。
(摘编自单虹泽《儒家生态哲学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1.下列对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依据儒家文化提出的以解决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中国方案。
B.杜维明对共同体含义的认识是建立在儒家道德与“文明对话”基础之上的,具有当代意义和现实价值。
C.儒家生态哲学不仅关注了人与人的关系,也关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扩大化的“信赖社群”。
D.传统西方文化将自然作为纯粹的工具,不承认自然界的内在价值,这一点与儒家文化一致。
2.下列对文章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采用了总分总结构展开论述突出了儒家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
B.文章从儒家道德共同体与儒家生态哲学人手,分析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
C.文章将儒家文化与传统西方文化作对比,强调儒家文化对人的道德关怀的内在价值。
D.文章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讨论,是按从现实到历史再到现实的顺序推进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利于应对世界前所末有之大变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
B.儒家有关人类要对自然平等友爱的观点为全球生态伦理的确立提供启示和支持。
C.对于儒家道德共同体的认识较之于儒家生态哲学的认识前者更为深入和完善。
D.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要成为人类发展的共同理念,还需作出长久的努力。
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写作。
南仁东，我国著名天文学家，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简称FAST）工程的发起者和奠基人，被誉为“天眼之父”。他主导提出利用我国贵州省喀斯特洼地作为望远镜台址，从论证立项到选址建设历时22年，主持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为FAST重大科学工程的顺利落成发挥了关键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不计个人名利得失，长期默默无闻地奉献在科研工作第一线，与全体工程团队一起通过不懈努力，迈过重重难关，实现了中国拥有世界一流水平望远镜的梦想。
南仁东的故事给了你哪些触动和思考？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下面是塔吉克斯坦2018年“旅游和民间工艺发展年”的徽标，请结合徽标所展示的信息，写出徽标除圆环以外的主要内容及寓意。要求：内容得当、表述准确、语言连贯，不超过100字。
下面是张民为儿子的婚礼向李先生发出的请柬，请从内容表达方面找出五处不恰当的地方并加以改正。
送呈李先生台启：
现定于公历2019年5月1日（星期三）为张杰、高洁举行结婚典礼，敬备薄酒。恭请李先生与妻子莅临。
地点：兰馨大酒店2楼喜华厅。
时间：12时18分
张民敬邀
2019年4月25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拓展‘智能+’”首次被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未来的重要基础性技术，人工智能已连续三年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预见，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深入应用，生产生活的数字化转型是 。
人们在拥抱人工智能、迈向数字社会的同时，（ ）。只有 ，研判和防范潜在风险，才能安享“智能+”的时代红利。
人工智能应用 ，同时也带来安全风险隐患。根据一项调研显示，当前无节制滥用个人信息现象较为普遍。同时，人工智能及大数据场景下 的数据收集、专业化多样化的数据处理技术，使得信息主体难以了解、控制其信息是如何被收集和利用的。信息安全保护已经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课题。
1.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成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
A.大势所趋 未雨绸缪 方兴未艾 无所不在
B.势如破竹 未雨绸缪 如火如荼 无所不在
C.大势所趋 防患未然 方兴未艾 无所不至
D.势如破竹 防患未然 如火如荼 无所不至
2.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A.根据一项调研，当前无节制乱用个人信息现象较为普遍。
B.根据一项调研显示，当前滥用个人信息现象较为普遍。
C.一项调研显示，当前滥用个人信息现象较为普遍。
D.一项调研显示，当前胡乱滥用个人信息现象较为普遍。
3.下列在文中括号内补写的语句，最恰当的一项是
A.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在安全、伦理、法律法规、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挑战也需要被正视。
B.也需要正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在安全、伦理、法律法规、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挑战。
C.也需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在安全、伦理、法律法规、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挑战。
D.在安全、伦理、法律法规、社会治理等方面挑战的人工智能新技术应用也需要被正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