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描述的是我国封建社会地方权力强弱的变化，其中较为符合实际的是
A. 
B. 
C. 
D. 
关于中国姓氏起源，唐人柳芳说：“氏于国，则齐鲁秦吴；氏于谥，则文武成宣；氏于事，则巫乙匠陶。”由此类推，王、侯、公孙等姓氏应源自
A. 族号
B. 邑号
C. 官号
D. 爵号
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郭嵩焘（1818—1891年），晚清官员，中国首任驻英公使。在出使英国的几年内，郭嵩焘曾参观考察了一些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及先进的工业设施。他发现“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中国学校“收召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人才所以日下，由学校之不修也”。他认为古代的学校制度到了战国时期便中绝了，汉武帝的“广厉学官”比秦始皇“焚书坑儒”为祸更烈，唐宋书院只是科举的工具。清代书院也是“一以利诱之，于学问源流本末……有损无益”。因而他致书国内建议“别主书院”。
他归国之后，创办思贤讲舍，恢复湘水校经堂。“思贤讲舍”除了设监院一人之外，还“设算学制造一人”。他在恢复湘水校经堂时，即“议分建四堂，日经，日史，日文，日艺”，其中的“艺”就是教的近代自然科学。学校制度也效仿西方“堂设一学长司训课，而以总教习一人主其成，以季课考其勤惰，而司其进退之权”。
——摘编自王兴国《郭嵩焘评传》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郭嵩焘抨击中国学校（书院）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郭嵩焘的学校教育思想与实践。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材料：昭和研究会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著名的知识分子国策团体。卢沟桥事变后特别是日本侵华战争进入长期化阶段后，昭和研究会认为日本要维护并扩张其在中国的“特殊利益”，因此提出“东亚协同体论”。
“东亚协同体论”预设东西方文明对立的前提，把日本打扮成东方文明的代表，来“帮助”中国摆脱欧美列强的压迫。认为卢沟桥事变是亚洲各国摆脱西方压迫的先声，是日本“帮助”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他们鼓吹建立“东亚经济协同体”，通过日、“满”、华“三国”在人力、物力、资源、技术等方面分工协作，实现所谓的“共存共荣”。
该论还强调“文化协同”在战争中的作用，一方面要挖掘日本优秀文化，在东亚传播、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则须使中国人认识到中日文化“提携”的意义。昭和研究会认为“文化是根植于我们身体中的文化力，事变（战争）时间越长越显示出其力量”。文化沟通可以促进中日两国的真正“亲善”，比政治、军事、经济更重要。
——摘编自史桂芳《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东亚协同体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日本提出“东亚协同体论”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东亚协同体论”的主要观点。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唐政府于758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榷盐法，实行官产、官销。安史之乱后，刘晏就任盐铁使，对旧盐法进行了系统改革。刘晏在榷盐法中引入商人与商业机制，政府只把住了生产和食盐总批发两个环节，榷税寓于批发价格之中，商人享有充分的销售权。为了调动盐商的活力，刘晏简化对盐商的税收，商人还可纳代钱购盐，他修治河道以便利往来贩运货物，并完全放开盐价，“粜盐商，纵其所之”。
刘晏还严格查禁不法盐商与私盐，创设十三巡院，职掌“捕私盐者”。政府始终保有一部分食盐储备，必要时投放市场以稳定盐价，又在距盐产地较远的江岭一带设立常平盐，“每商人不至，则减价以粜民”。由此盐商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白居易诗云：“亥市鱼盐聚，神林鼓笛鸣。”《新唐书·食货志》称：“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伯、百官禄俸皆仰给焉！”
——摘编自齐涛主编《中国古代经济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刘晏榷盐法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刘晏榷盐法改革的意义。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英国埃比尼泽·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提出建设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他称其为“田园城市”。霍华德最初打算把他的著作称为《万能钥匙》，即解决城市问题的一把“万能钥匙”，为此他绘制了一张封面草图（如下），简练地反映了其建立新型城市的主张和抱负。
从“万能钥匙”图中提取体现霍华德建立新型城市主张的相关信息，自拟论题，并结合当时西方城市化面临的问题和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可提取部分信息，也可提取整体信息，写明论题，史论结合）
